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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仁孝礼德育模式当代反思 　　青年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能否成为德才皆备的人才，关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教学实践中找到的“仁”、“孝”、“礼”的德育模式，在德育工作倍受各级各阶层重视的今天，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的。“仁”是孔子伦理哲学中最高的信念，是抽象的存在，不是具体的存在，因而直接用“仁”的思想教育学生是空洞的，也难于把握具体的尺度，反而使目标变得模糊。孔子为了避免这种误会，他想到了另外两个概念加以引领，以便把握住“仁”的关键――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一个概念为“孝”，从“仁”的基础层面加以引导，使学生做到“不背本”；其二为“礼”，从“仁”的表达上加以限定，使学生在行为上做到“不逾矩”。 　　一、“仁”的目标体系：体现个人与社会的发展需要 　　德育目标的制定不是教育者主观的臆想。教育者首先必须考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的人才目标，其次又不能不考虑个人的发展需要――个人的成才目标。社会的人才目标与个人的成才目标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带有全局性、普遍性、根本性的社会人才目标决定着个别性、特殊性、具体性的个人成才目标。在孔子的学问体系中，“仁学”是根本的，在德育上也是他的目标。这个目标可具体分作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其一，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方向――虽然“礼坏乐崩”，但最终必然指向“天下有道”；其二，按照客观世界的发展方向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爱人”与“克己复礼”。“爱人”与“克己复礼”可以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体现，但“爱人”与“克己复礼”必须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因而可以这样认为，“仁”恰恰是能把处于不同层次的社会成才目标与个人成才目标统一起来的总目标。由此可见，孔子“仁”的德育目标的思想精髓，在教育理论迅速发展的今天仍然有其合理的部分。 　　“仁”是指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能否具有优良道德的品质，主要决定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决定于他人的影响。所以无论是“爱人”还是“克己复礼”，都要求每一个人从自身、自觉、自愿的前提出发，否则就不能叫做“仁”了。“仁”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是抽象的存在，因此要做到“仁”，并不能把它理解为哲学本体的“仁”，而是要找到“仁”的境界，把抽象的本体还原成具体的存在――“为人由己，而由乎人哉”，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自身、自觉、自愿。在德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今天的学生恰恰缺少这种自身、自觉、自愿的心态，在“爱人”与“克己”两个方面做得不到位。 　　在校园里提倡同学之间要相互关爱。但不少同学在理解“爱人”时常常将之理解为最需要帮助，也只有在别人需要帮助时，自己的“爱”才能体现出来，这种“爱人”是不到位的，有条件的。弱势固然是值得同情的原因，但不能成为被人爱的原由，因为爱人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孔子这样解释爱人：“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爱人是一种精神的高度，而不应是物质的高度。 　　在《论语》中，关于“仁”的解释比较经典的除了“爱人”，就是《颜渊》篇中孔子对颜渊的回答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的这句话，重点在于克己，即严格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个人的行为符合客观世界的规范，形成良好的个人品德。青年阶段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青年人必须充分地认识客观世界，按照客观世界的要求通过“内省”、“自省”、“克己”等修养方法努力改造自己主观世界，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去规划自己的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个人与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度统一。 　　二、“孝”的根基培养：合情合理的接受途径 　　学校德育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重要方向标。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明确提到了民族精神的作用，而“孝”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个基础，在德育教育体系中，应得到重视。可以把它作为德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用它最朴素的亲情功用去满足学生自我发展与完善的需要。因为孝“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以孝为起点培养个人的善良品质,是一个符合德育规律的循序渐进的过程”[1]。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论语?阳货》中孔子与弟子宰予有一段关于“仁”与“孝”的争论，争论中宰予与孔子同时看到了社会的焦点问题“礼坏乐崩”――社会旧的价值体系崩溃了，人们的思想处于混乱状态，主体的需要产生了――结束混乱。至于怎样结束这种混乱的状态，两人想到的方法并不一致。宰予主张从社会矛盾本身入手，采用政治手段，迅速解决混乱；而孔子主张从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上入手，从社会关系的最基层面“孝”入手，做到本正源清。从二者手段的功用上讲，虽然都能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但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宰予的措施是激进的，能迅速消除矛盾所表现出来的混乱现象；孔子的措施是保守的，虽然不能迅速消除矛盾的现象，但从长远打算，却能解决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