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美术考古学奠基人杨泓-美术考古不是艺术史.docVIP

中国美术考古学奠基人杨泓：美术考古不是艺术史 杨泓 1935年生于北京。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58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并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汉唐考古、中国美术考古和中国古代兵器考古的研究。著有《中国古兵器论丛》、《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汉唐美术考古与佛教艺术》等。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1869年，考古学家马塞利诺·德桑图奥拉在西班牙北部的岩洞中发现了后来闻名世界的“阿尔塔米拉洞窟”，那些画在石岩上的野牛、驯鹿、大象栩栩如生，但又带着来自远古的生动气息，被称为“史前西斯廷小教堂”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将人类从事艺术的时间推向了更早的旧石器时代。同样，1972年，当考古学家们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发现色彩鲜艳的彩绘帛画时，他们或许也还未意识到，这将使中国美术史的史料布局延伸至更广。由于中国古代绘画纸张、绢帛等材质不易保存的属性，来自地下的考古发掘成为了艺术史特别的补给来源，美术考古这一内涵外延并不大为人所熟知的学科所做的，正是把人们探究艺术的目光带向更遥远的时代，更广阔的空间。杨泓先生的工作正是如此。 不过，杨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宽，涉及古代物质文化史的方方面面，除了兵器、车马器、家具器用，他也研究佛教文物、壁画、雕塑等等。他的本行是魏晋南北朝考古，尤其偏重美术考古，专著《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都是这一领域的力作。而做美术考古之外，他还是一位古代兵器方面的专家，曾经是《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兵器卷的主编。杨先生曾经打趣自己是个蝙蝠，“鸟看着我是鸟，耗子看着我是耗子。有人看我是搞兵器的，有人看我是搞美术史的，实际上都不是，我就是搞考古的。” 到今年整整学考古60年 干考古的都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人，这才叫考古学家。像我这样的不是考古学家，我基本上1950年代之后就不做田野考古了。 南都：你上北大考古系是哪一年？ 杨泓：我是53班，就是1953年入学。我们一个班15个人，到今年是我们整整学考古60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考古系就是学考古，我们不是，当时考古专业是历史系下的，我的毕业证书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考古专门化。什么叫专门化？跟莫斯科大学学的，就我们这一年这么叫，第二年就叫考古专业了，我们那一届比较特殊。 南都：你们那时候都有哪些先生教课？ 杨泓：我们上全部历史系的课，再加上考古的专业课，所以当时学生史学的基础比现在的学生好。教我们中国史的是张政烺、邓广铭与汪篯；世界史是齐思和、杨人楩、胡钟达、张芝联，亚洲史是周一良先生，这些先生全都去世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张广达，那时候是西方世界史的助教。 南都：考古学的专业课呢？ 杨泓：考古学概论是夏鼐先生主持，旧石器考古的外国部分是裴文中先生讲，中国部分是贾兰坡先生讲。新石器时代是安志敏先生，商周考古是郭宝钧先生，秦汉考古是苏秉琦先生，那时候苏先生讲秦汉，现在很多年轻人以为苏先生是教新石器的，不是的。魏晋以后到隋唐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也给我们讲古代建筑。还有石窟寺考古是阎文儒先生教，阎文儒先生抗战时是向达先生的研究生，光复时(抗战胜利)，阎先生到东北去做接收大员，东北大学、东北博物馆都是阎先生接收的。东北解放后，他拿着向先生的聘书回到北大。那个时候北大规定外校的教授到北大必须降一级，所以他是副教授。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汪篯，到了北大也是副教授。专题课之外我们也学一些其他的课，比如书画是徐邦达，文字是唐兰，博物馆学是傅振伦。还有两门外国教授的课，都是埃及的，一个是费克里，一个是埃米尔，两个人讲埃及考古学，那时候跟国外的交流只有社会主义亚非拉国家，埃及专家给我们班上课，别的班也跟着上。 考古学的技术课全部由考古所的人讲，照相是赵铨，测量是徐智铭，修整是钟少林。田野考古是我们实习的时候讲的，我们班实习在邯郸，1957年邯郸实习是苏先生、宿先生带着我们去。也幸亏是在邯郸，所以1957年反右我们班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我们之前几个班都是跟着考古所实习，到我们班的时候学校自己独立支持，跟河北省合作。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做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