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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封驳制度蕴含法治精神探析 　　摘 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国传统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阶段，宋代的封驳制度是宋代法制文明重要体现，其蕴含的法治精神，对当前的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宋代；封驳制度；法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1-0075-02 　　习总书记在指出，法治建设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1]宋代的封驳制度对于防范权力尤其是中枢权力的滥用起重要作用，这种自我约束制度的建立，使得皇帝权、相权的权力受到约束和监督，使得决策相对科学，避免祸患的发生，这种事前的预防性的纠错机制相比于事后的改正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宋代的封驳制度具有蕴含着丰富内涵的法治思维，给我们今天的法律监督尤其是事先预防性的监督提供了思路和借鉴，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宋代的封驳制度是对唐制的继承。 　　秦汉以来，形成了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官僚体系，皇帝是整个政治制度的核心，皇权世袭，注重的是血缘，中央和地方由基本上由非世袭的官僚来治理，皇权具有最高性、全面性、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点，这种制度要求皇帝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和义务，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不承担责任，而只要权力，必然会导致大权旁落，江山失守，甚至国破家亡，纵观中国历史，不理朝政，只知享受人生，放纵欲望的帝王不是国家衰落，就是江山易姓，所以君主要掌控权力就要确保皇权的行使相对的科学、有效性，尤其不要出现重大的失误，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这样就要有限制权力的一套机制，最早的封驳出现在西汉后期，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哀帝益封董贤二千户，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国。丞相王嘉封还诏书，这被认为封驳的源头，从此以后封驳现象时有出现，但还没形成专门的制度。 　　历史发展到隋唐，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在政治体制上，隋朝的实行在中央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唐承隋制，三省制更加完善，形成了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的体制，三省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制约，三省的长贰同为正副宰相，但是在公文的运行中却出现了循环往复，效率低下，门下省的长贰侍中、与门下侍郎参与朝廷的决策，就不可能否决自己参与制定的皇命，因此封驳徒具形式，而封驳的主要集中到主持门下省日常事务的给事中的身上，给事中在唐朝的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了给事中封驳制度化外，翰林学士拒绝为皇帝起草诏书，及白居易为中书舍人时封还词头等现象也已经出现，这都为宋代所继承，为宋代封驳制度的丰富和发展奠定基础。 　　二、宋封驳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唐代的给事中主掌封驳，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做出重要的贡献，到了唐末五代，随着国家的动乱，政治的衰败，给事中的封驳权名存实亡，宋太宗淳化四年（993）设立知给事中事，以右谏议大夫魏庠、知制诰柴成务同知给事中事，后知给事中事更名为门下封驳司归隶了通进银台封驳司，知给事中事的设立，既是对唐朝“故事”的继承，又是国家谨慎立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宋王朝的统治。但通进银台封驳司，不仅有门下封驳司，其下属还有通进司、银台司、发敕司、看详银台司文字所、进奏院等，这些机构都有其具体职能，除了门下封驳司的封驳之权外，还主掌公文文书的发送，公文文书的审查，文书公文的保密，公文文书的登记留留底、归类、编目、贴写摘要等职能。以现在的学科来看，涉及到秘书学、档案学、传播学、文字编辑学等领域，是中国文书档案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我们现行文书档案制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加之其具有的行政监督、新闻传播的职能，这些职能是唐朝给事中所不具备的。 　　宋朝前期学士院的翰林学士、舍人院中的中书知制诰逐渐的具有了不草诏书和封还词头的权力，尤其是康定年间富弼封还遂国夫人词头，开创了宋朝封还词头的先例，以后的二十年间，中书知制诰的封还词头的现象不断涌现，这样就形成了以通进银台司为主，两制封驳为辅的封驳体系，故宋代的封驳体系的形成是继承唐制的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 　　宋神宗元丰改制，恢复了三省六部制，废除了临时差遣制，废除通进银台封驳司、舍人院，设立门下后省和中书后省代替之，中书舍人除了封还词头外还具有是否“书行”权，在所谓的书行，就是在三省六部制的框架下，凡命令之出。先自中书省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人行之。其中宣和奉是中书省长贰的程序，一人行之这里的行，就是中书舍人的程序，中书舍人审查完诏书，认为无误，就在诏书上书上自己的名字，如认为诏书不当，就拒绝在诏书上署名，诏书就无法下达，同样给事中的封驳权是“书读”，所谓书读，就是诏书从中书到门下，经给事中审查后，认为诏书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