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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中心主义下程序倒逼机制探析 　　摘要：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背景下，我国刑事诉讼应改变以往的“程序宽容”做法，通过庭审功能的实质性发挥，来强化审判对于侦查、起诉的引导制约作用，严格贯彻落实疑罪从无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法官敢于做出无罪判决、敢于排除非法证据，从而树立审判权威、提高司法公信、保障司法公正，实现从“程序宽容”到“程序倒逼”的转变，并最终逐步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目标。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 程序倒逼 疑罪从无 非法证据排除 　　中图分类号：D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6-0077-08 　　引 言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思路。而早在一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中已提出了“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①这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已先期启动了“庭审中心主义”的改革进程。传统观点将庭审中心主义与审判中心主义混同起来，但其实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结合当下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来看，庭审中心主义的对立面是卷宗中心主义，它所要解决的是庭审虚化、庭审走过场及法官心证形成的问题。而审判中心主义的对立面是侦查中心主义，它所要解决的是刑事诉讼重心前移、诉讼构造错位及司法没有权威的问题。但是，它们之间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司法实务部门将其统称为“两个中心”，并视为今后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两个中心’的理念一旦真正确立起来，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职权的配置、刑事诉讼程序的重构、刑事司法方式的改进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② 　　毫无疑问，近年来冤错案件的时有发生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直接原因与紧迫动力。冤错案件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刑事诉讼重心前移、诉讼构造错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依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法庭审判是解决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最终阶段和关键环节，理应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是由审判权的最终裁判属性所决定的。然而现实情况却全然不同。由于对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关系的片面强调，法院对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行为、审查起诉阶段的不当追诉行为，不仅未能主动地依法行使制约权，相反却采取了容忍、姑息、宽待、默认甚至纵容的方式，形成了中国刑事诉讼所独有的“程序宽容”现象。 　　“程序宽容”有多方面的表现，例如，在庭审过程中，因出现证据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证据缺失、证据链无法形成或证据体系存在瑕疵等情况，法院出于自身压力的考虑（如审判绩效考评压力、检察院抗诉或上级法院改判风险等）或为了配合检察机关的工作、顾及检察机关的脸面，往往会选择“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或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③这直接导致了撤回起诉制度的扭曲④和对疑罪从无精神的违背，是一种典型的“程序宽容”现象。此外，在证据审查与运用方面也存在多种“程序宽容”的现象，包括对笔录证据可采性的“天然”推定、对书面证言的无条件接受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一纸空文等等。上述这一系列“程序宽容”现象，既破坏了法院公正中立的社会形象，又有损于审判权威的树立和巩固，是与“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目标相违背的。 　　如何推动“审判中心主义”的变革？其核心是要通过庭审功能的实质性发挥，来强化审判对于侦查和审查起诉的制约作用，即形成一定的“程序倒逼”机制，由时间顺序在后的审判活动对在先的侦查、起诉活动产生有效的反向影响，通过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终局性裁判来约束和引导审前程序，从而进一步对侦查权和起诉权进行适当制约和审查，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地讲配合、一味地“程序宽容”，并最终树立审判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和保障司法公正。 　　一、“程序倒逼”的内涵 　　“倒逼机制”原是银行经济学的术语，它指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货币供给扩张过程，即在强政府干预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压迫商业银行不断增加贷款，再迫使中央银行被动地增加货币供应。其后，这一概念又扩展至社会管理领域，指以组织或关系链的末端，通过变化来逼迫上端采取相应改进措施的发展模式。⑤在法律领域，也曾有“社会事件倒逼立法跟进”、“以行政诉讼倒逼行政机关进行自我革命”的说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曾提出“用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⑥倡导强化庭审公开，让公正眼见为实，来加大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力度。在刑事诉讼领域，也有论者提出“用疑罪从无倒逼专门机关提升办案能力”。⑦ 　　③ 参见陈瑞华：《留有余地的判决――一种值得反思的司法裁判方式》，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4期。 　　④ 参见顾永忠、刘莹：《论撤回公诉的司法误区与立法重构》，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 　　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