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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实践中调解优先原则 　　调解优先原则是近年全国政法系统为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而提出的一项全面加强调解工作的司法政策。就审判领域而言,调解优先原则具体是指审判机关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调解方式、方法,将调解贯彻于诉讼活动的全部过程,衔接于涉及审判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促成当事人自愿达成解决纠纷协议的工作原则总称。审判实践中调解优先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发展,反映了各级审判机关在实践中更加着重通过综合运用调解的手段化解各类社会纠纷和矛盾,更加注重从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出发,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把案结事了、息诉服判作为衡量审判质量和效果的标准,更加注重诉讼环节与社会管理环节的衔接,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积极探索通过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优势有效地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突出问题。 　　 　　一、调解优先原则的形成 　　 　　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优先原则实际上包含着“调解优先”和“调判结合”两个方面的内容,其含义一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用调解的方式,切实化解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纠纷,二是诉讼的结果无论是调解还是判决,都要以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为标准,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调解优先原则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它是中华民族法文化不断延续和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社会和谐和稳定始终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司法任务的现状。调解优先原则的形成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反映了人民法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在全面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调解制度和工作机制的新理念。 　　(一)调解优先原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久盛不衰。自古以来就有“验问调解以息讼”①的做法,以和为贵、崇尚无讼、互谅互让、息事宁人始终被视为正统美德,有着源远流长的社会文化基础。在中国的传统法制文化中,“无讼”、“息讼”通常被认为是天下安宁的理想社会,而“告状”、“讼争”则往往被认为是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绩的表现②。所以,历朝历代多奉行调处息诉的原则,而且形成了官方调解、民间调解、宗族调解等富有特色的调解机制和调解文化,使调解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之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前提③,调解优先原则的形成,体现了以“和为贵”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 　　(二)调解优先原则反映出调解在新中国司法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调解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早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就已成为革命根据地解决纠纷、减少诉讼,改进司法工作的主要方式,在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④。新中国成立后,在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历史条件下,“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在相当长的时期都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根本方法⑤,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基于此,“着重调解”作为一项诉讼原则被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所确认,1991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保留调解制度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要以自愿合法为基础。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强调了调解工作的规范化问题。所以说,诉讼调解始终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审判实践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不可取代的地位⑥。 　　(三)调解优先原则适应了社会变革发展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必然会带来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民内部也自然会产生多样化的利益需求,社会经济关系也会更加复杂,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和纠纷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中还存在着不少亟待完善和发展的环节,很多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而调解在化解纠纷中的方式和效果,使其与行政手段、仲裁手段、法律手段相比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对抗性,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稳定和谐的因素。 　　(四)调解优先原则有利于更好地全面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 　　调解优先原则强调在调解优先基础上的调判结合,一方面充分发挥调解所特有的自愿、简便、快捷、灵活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能依托法律的强制力为保障,在纠纷无法调解解决时及时通过判决的方式做出处理。这样,既能将大量的矛盾和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因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大幅度减少审判机关所面临的诉讼和执行压力;又能通过各种便民利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因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