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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雅化与审美价值取向 　　从敦煌曲子词到花间文人词，再到士大夫词，中间经受了以周邦彦、秦观、贺铸为代表的才子词人与以朱敦儒、辛弃疾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的深刻影响，直至姜、史、吴、张“骚雅派”的形成和他们在后世词坛上模范地位的确立。词从开始形成以来，它的内在审美特征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名家林立，风格迥异，然而对“雅”的追求却是他们的共同选择。 　　宋词能成为与唐诗并列的一代之文学流芳百世，千载之后而风韵犹存，一定是具有它独立的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因此，对词的本色的认识是我们探讨词的雅化的前提。词的起源，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即来源于燕乐说，也就是说，词来源于民间，它的早期创作群体是处于社会下层的百姓，它的功能是娱乐，决定了词的内容离不开“俚俗”、“侧艳”，这也是它有别于诗而成为一种“新声”的根本原因。词，又名长短句，又名曲子词，曲，委曲宛备，曲尽人情耳。由此，可以对词的本色做一个概括：词是用来歌唱的，它具有音乐性；它的 　　风格是趋俗的，内容多为描写下层歌女的侧艳之作；它不同诗的教化作用，而具有“聊佐清欢”的娱乐性。“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张炎《词源》) 　　而在词的发展过程中，词的创作主体由民间转向了文人。较好的文学素养，较高的审美品位，使去俗就雅成为一种必然，这就是所谓的词的雅化。从这一方面来说，词的雅化是一个含义广阔的概念，一言以蔽之，即词的品格的提升。然而，这也是不准确的，苏轼所开拓的以诗人词，创“豪放”一格，历经黄庭坚“以文人词”，辛弃疾“以经、史”人词，流人叫嚣一路，更准确地说，这是宋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变，他们虽然对于词品提高，词境开拓是一种莫大的贡献，然而与此同时的是词独立审美价值的丧失而成为“句读不葺之诗耳”。前人对词的价值向度是有体认的。陈师道曰：“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访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晁补之评黄庭坚曰：“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李清照也提出了“词乃别是一家”。因此，准确的词的雅化，应是词从产生历经南唐五代花间文人词，大晟乐府复雅直至南宋末期以姜白石为代表的醇雅的过程。虽然词的雅化可以看作是一种诗化的倾向，然而它始终以不摒弃自己的审美特性为前提，它要求词既是协乐的、故实的、铺叙的、也要做到是高雅的、浑成的、典重的。 　　花间文人词是词雅化的初始阶段，以温来为代表，虽然在内容上仍然“类不出绮怨”，然而已经具备了文人词的细腻华美，身居高位的晏殊与欧阳修更是使词脱尽了平民化气息而充满了贵族化气息，晏殊词“风调闲雅”，欧阳修“有沉着之致”，然而他们对雅的追求，仅仅停留在视词为小道，“不作儿女词”的心理的掩饰，并没有成为在创作中一种有意识的审美标准。真正举起词的“复雅”大旗的，是提举大晟乐府的周邦彦，以及秦少游、贺方回等。他们对词的“雅”的追求，较之苏辛而转之词的内部，不在于词境开拓而在于技法研究。 　　特别是周邦彦，他变创作中“感发心动”而为“思力安排”(叶嘉莹语)，他开创了一种“雅化”的范式。“词至美成，乃有大家。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周邦彦对于景物的细致刻画，正是王国维所谓穷极工巧，他的代表作《瑞龙吟》里，梅、桃、柳絮、旧燕、归鸿对于伤离意绪的烘托和“水面清圆，依依风荷举”对荷花神理的描绘，为后世所称道。而贺方回更是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而传为佳话。 　　融化唐诗入词。这是词的雅化在技巧方面一个最常用的手法。唐诗的辉煌给宋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文人们饱读诗书更是使之成为可能。融唐诗入词，使词不仅具有本身意境，还能引起联想，使之具有第二重意境。这一点，体现出一种明显的文化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不就正是雅的体现吗？陈振孙云：“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人律，浑然天成。”现举其《满庭芳》中化用唐人诗语之例以佐之：“风老莺雏，雨胞梅子”用杜牧“风蒲燕雏老”，杜甫“红绽雨肥梅”、“午阴嘉树清圆”，用刘禹锡“日午树阳五”，“地牢山近，衣费炉烟”，用白居易《琵琶行》“往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下片开头，以社燕自比，用沈俭期“海燕双栖玳瑁粱”“且奠思身外，长近尊前”点化了杜甫“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和杜牧“身外任尘土，尊前极欢娱。” 　　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闫济《宋四家词选》)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评少游之词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其实，这不光是秦观一人的方法，这也是词的雅化的基本手段。仍然是艳冶怀人之作，而当词人将自己对人生曲折的感怀，仕宦飘零的哀思寄曲其中，就使词的意蕴变得深厚了。虽然艳丽而不流于轻浮，正是后世陈廷焯所谓“沉郁”的体现，秦观《八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