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检察权行使几点建议.docVIP

完善检察权行使几点建议 　　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法治社会，而司法则是法治社会中公平、权威地消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作为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权在保障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发展上显示出重要价值。在新的形势下，只有进一步完善检察权，才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 　　一、检察权的性质 　　依照法律的规定，检察权包括：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决定和批准逮捕权、诉讼监督权。目前在我国的理论界中，有关检察权性质的学说主要有认为检察权就是行政权的行政权说［1］；认为检察权就等于司法权的司法权说［2］；认为检察权兼具行政权、司法权双重属性的双重属性说［3］；以及认为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权的本质属性特点的法律监督说［4］。笔者认为，检察权的性质是法律监督。这个结论，源自两个方面的根据：一是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性质的定位。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其对国家机关的设置及其权力配置无疑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二是检察权在法治社会中的功能。因为检察权本身就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职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也就直接决定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检察机关的所有职权都应当与法律监督机关的要求相适应。这种法律监督功能正是检察权特殊本质的表现。 　　二、检察权行使障碍分析 　　我国在法律规定和制度设置上，为检察权的行使提供了许多保障措施。如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独立设置，强调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赋予检察机关一系列行使检察权的法律手段等，这些都使检察权在追诉犯罪、惩治腐败、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重要。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关于检察权行使的保障机制还很不完善，一些保障措施、一些必需的法律手段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以致检察权不能以最佳状态运作，法律监督力度不够，从而妨碍了检察权在依法治国中应有作用的充分发挥。 　　（一）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制度配置不完善 　　其主要表现为：1、人事不独立。依据《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和检察员由本院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与这种选举、罢免和任免权相适应，本级党委对于本级检察机关的人事安排具有提名权。这种提名权不仅包括提出选举、罢免和任免的检察人员名单权力，而且包括对检察人员晋升和调动工作的权力。同级党委和人大对检察机关人员命运的实际控制权，使检察机关的人员为了自己的饭碗不得不听命于地方权力。这种隶属关系，使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的时候，不得不服从地方领导的决定和意见。2、经费不独立。我国目前实行的财政制度是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经费主要依靠地方财政供给，并且这种供给的额度和时间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必要的保障。这种财政供给制度使得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不得不主动去讨好地方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自觉不自觉地要按照地方行政部门领导的意图办案，以致检察机关不得不办理一些与地方行政领导有关的“关系案”、“人情案”。3、检察官身份不独立。从能否进入检察院，到能否晋升，甚至到能否继续呆在检察院，都取决于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这种人事管理制度，使一般干警不敢得罪检察长，而检察长不敢得罪地方领导。 　　（二）法律监督权规定的缺陷 　　1、法律规定过于抽象概括。《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构，此种规定显然过于庞统和模糊，仅仅是一种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运用到具体的实务中去。有学者曾对此做过统计：“有关法条在三大诉讼的法条中仅占极少部分，事实上处于三大诉讼法的从属地位。例如，《民事诉讼法》共270条，而有关法律监督的法条只有5条，《行政诉讼法》共75条，而有关法律监督的法条只有2条。法律监督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法条分散且依附于其他程序法，不便于执行，这是不争的事实。”［5］2、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做出了一般性规定，但缺乏对被监督机关如何接受监督、怎样接受监督的具体规定。更为严重的是，现行法律对被监督机关不接受监督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监督机关对此能采取何种问责制等重要问题均未做出具体规定，造成了法律监督权流于形式，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三）检察机关内部管理的行政化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的许多领导仍然习惯于运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来管理检察业务，如布置任务、统一行动、检查督促、狠抓落实等行政管理手段仍然是检察机关非常适用的管理方式。对于案件的处理模式，不是按照办案人员所查明和掌握的案件事实并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而是按照行政建制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在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