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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案报道中媒体审判辨析 　　摘要：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黎元洪、被告律师、新闻记者等各方对新闻媒体在报道该案过程中所出现的“媒体审判”现象持有的不同的态度及观点。袁派反对媒体审判是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不可完全否定；新闻媒体主张“媒体审判”是基于舆论监督、发挥社会公器作用的需要；“宋案”报道中所出现的“媒体审判”现象是民初特殊环境下司法不独立所致。 　　关键词：宋教仁案；新闻媒体；媒体审判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２０1１）03－０107-04 　　一、对“媒体审判”概念界定 　　我们对宋教仁案“媒体审判”现象的辨析，首先从它的定义的界定开始。“媒体审判”是近年来新闻界新兴的名词之一，又被称为“媒介审判”或“新闻审判”，现代新闻学者对其内涵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三种： 　　魏永征教授认为，“新闻审判”就是新闻媒介超越法律的规定，越俎代庖，以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其最主要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1] 贺卫方教授认为，所谓的“媒体审判”，实际上是指在案件审判前或审结前，媒体发布并未经过确认的、有显著倾向性的说法。[2] 他还提到了媒体监督的合理界限问题，即媒体侵犯了司法的独立，造成是媒体而不是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情况。不少媒体热衷于对一些法院未审结的案件加以报道，在报道时丝毫不顾及所使用的语言、表达的情感是否足以造成法院不得不听命于传媒的舆论环境。[3] 冯宇飞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指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大案件，在司法机关未做出相应的判决前，就对该案件进行大量报道，在报道过程中由于“义愤”的驱使，报道者会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因素，从而担当起“民间审判”的角色。[4] 　　虽然“媒体审判”是新兴词，但是笔者却在历史的陈迹中惊奇的发现，在“宋案”报道中，也有“媒体审判”剧目上演。下面我们来看看民初“宋案”发生后，对于这一案件报道过程中出现的“媒体审判”各方所持态度及观点。 　　二、对宋案报道中“媒体审判”的不同态度及观点 　　宋案证据宣布后，袁世凯、黎元洪、被告律师等表示反对“媒体审判”。国民党以上海报纸与各地党报为舆论阵地，直指赵秉钧、袁世凯为宋案幕后指使。对此袁世凯极为不满，5月9日致电黎元洪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议会等，电文曰：“检查证据，自有专司。非经法庭，无从判决”。不能“以影射勾串之虚言，为牵连政府之确据”。“政府为全国政令所自出，中外具瞻，岂可臆断是非，自污国体！[5] “约法第五十一条法官独立审判，各国法律凡案在预审期中，各报纸不得发布此案。当宋君被刺之始，未获真凶，即有人预设成立，诬指政府，继又凭影射之词，牵混之据，断章取义之文电，预侵法官独立职权，实为文明国所未有。据所呈证据而言，赵秉钧尚无嫌疑可说，设将来法庭判决应行被质政府，断无袒护理由。但未经判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妄下断语。判决以后，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而感情用事者，日逞其不法之言论自由。果使国民共同维持政府，方从善如流，岂肯以少数人之主张尤而效之。” 　　黎元洪也在报端发表言论反对媒体对“赵秉钧的审判”，文曰：“果否政府主使，仰系应洪揣测邀功，招摇欺诈，均不可知。狡黠者流，希图功利，或假一二大人为之标帜，且沪报所载未经电布之证据牵涉尚多，即愚如元洪亦遭诋毁。要犯尚未就擒，爰书尚未确定，自当要胶督以引渡听法庭之裁判，万目睽睽，岂能掩饰。即政府有罪，亦不难详求信谳，昭示国人”。“各省团体法厅未判决以先”，党派借助新闻舆论“动辄任意通电阑入政治，动摇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不知而言之是谓昧理，知而言之是谓侵权。[6] 　　被告律师关君也公开表示： 　　此（宋）案未经讯明，各报记载，务宜从实，宜较为平允。”而各报在报道宋案时各执一词，极不一致，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谣言彼亦一谣言，此亦一证据，彼亦一证据，此亦一发表，彼亦一发表。[7] 　　这些律师非常厌恶“媒体审判”，并想方设法遏制报纸对宋案的报道。 　　袁世凯政府为遏制报纸对案件的报道，特由警察厅对报界发出禁令，明确规定：“预审秘密向为东西文明各国通例，宋案未公开以前，一切进行顺序姑无论虚伪如何，请勿登载，以维持法律”。且预审期间严禁报馆记者旁听，使报纸“无从探其内容。[8] 　　对于“媒体审判”，新闻媒体则持不同观点，认为：“报纸为代表舆情之机关，日就探索所得，贡献于众，法官律师未尝不可借资参考[9]”。报纸每发言论必是“对于不实者而言之”，旨在纠正案件不实之处，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10]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