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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中国现代钢铁工业新模式_000002 　　在宝钢工作时，遇到的最难处理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宝钢能不能按时开工。 　　那是1978年11月，现场已有几万人，施工的准备工作都摆开了，我们跟新日铁也都商量好了要开工，但是时间定不下来。新日铁问我们，我们一再推托，说这个事情各方面正在做准备。 　　为什么定不下来?当时，我国社会上又出现一些不好的势头，新日铁很着急，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开工，担心中国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因为新日铁跟武钢合作建设一米七轧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停工、武斗印象太深。当时中国和日本定的长期贸易协定，宝钢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因此宝钢的建设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影响巨大的。新日铁不断地找我，从他们在现场的总代表一直到大柿谅都来问我，担心再一次发生“文化大革命”，担心宝钢开不了工。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没底。究竟这个事情会不会闹大?宝钢究竟能不能按时开工? 　　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很长时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提的问题太多，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非常着急。新日铁催问我们，究竟能够定在哪一天?我只能笼统地答应新日铁，宝钢的事情不会变，也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没结束，在北京开会的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都不能参加开工典礼，国务院也不能来人，这很显然是降低了宝钢的规格。我们不断给在北京开会的彭冲打电话，问全会什么时候能结束。全会结束的日期不定，我们不敢定开工的日子，也不能正式答复新日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停了两三天，接着开三中全会。会上，彭冲就宝钢一事问李先念、华国锋，中央答应全会结束第二天派谷牧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正式通知新日铁，这期间也就是四五天的时间。 　　新日铁方面是稻山嘉宽董事长亲自来的，我到飞机场去接他，走也是我送他的。我陪稻山嘉宽到现场去，我们两人坐一辆车，沿共和新路走。那时共和新路两边有许多棚户，稻山看了以后就问我：“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我就老实跟他讲：“这些地方主要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解放后我们也改造了一些，像曹杨新村。因为数量比较大，我们只能逐步改造这些地方。”他就跟我讲：“日本战后也是这样，的确需要花很长时间。” 　　当时，比较匆忙，稻山收到我们的邀请以后，也就是四五天的准备。他对开工庆典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一定要举办一个小型宴会，摆一桌，请我，请冶金部的唐克、叶志强，外贸部的刘希文，都是同新日铁合作建设宝钢的中方主要部级官员。这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喜悦心情。稻山先生要随员问锦江饭店，说：“稻山先生请客，你这里最高的标准是多少?”其实，锦江饭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标准?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块钱就很不错了。锦江饭店总经理任百尊讲：“这里的最高标准是两百美元一个人。”稻山先生高兴了，说要三百美元的标准。锦江饭店从来没做过。后来我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小碟子摆了一桌子。我问任百尊，说：“三百美元，你就给人家这些东西?”他说：“不是别的原因，是来不及。”这个细节说明当时确实很匆忙。 　　还有一个细节。我送稻山先生走的时候，他在汽车上显得心事重重，问我：“中国还会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就跟他讲：“前些天我们共产党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昨天报纸发表了公报，宣布今后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说：“那好，那好。”我还跟他讲，因为宝钢很重要，中国政府决定让国务院主管基本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国家建委主任韩光来具体负责宝钢协调的事。他对这个也表态说：“那好，那好。” 　　第二件事，是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的质询。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质询是由北京、天津等5个最有影响的代表团提出的。会后，宝钢把他们提的问题归纳了一下，一共有60多条意见，中心的意思是：宝钢搞得不对。投资占得太多，而且是个无底洞。代表们质问投资能不能收回?上海是软土层，宝钢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上海的代表还提了污染问题，说上钢三厂、五厂，还有市区几个厂是“黄龙”，宝钢会不会成为上海新的“黄龙”? 　　人大代表的质询，是什么背景?怎么会挑起这个事?怎么会搞得这么凶?我们一点也没有数，没有任何人事前给我们打过招呼，或者通报一下。我们跟大家一样，是从《人民日报》上知道情况的。《人民日报》整版整版地发表人大代表的意见，对宝钢的质询都很突出。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目的?只是批评批评，还是质询一通后不让你搞了?如果下马，那我们该怎么办?你在那里纸上谈兵的事，我这里可是真刀真枪的现实问题，现场已有五六万人了啊!像我们这一层的干部，当时是非常难受的。 　　新日铁也是通过报纸看到的，他们找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想了解一下北京开人代会质询宝钢是怎么回事。大使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不敢乱说，只能回复无可奉告。后来，新日铁在北京的代表就找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