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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反传统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思考 　　［摘 要］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反传统持否定态度，本文认为“五四”时期激进派反传统具有必然性，即反传统的动力来自其传统；中国人民的调和、折衷的惰性心态来分析。从而认识到激进派反传统的合理意义，以及他们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有何意义。 　　［关键词］激进 反传统 现代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9)05－0020－02 　　 　　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派反传统的研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居多数。陈来的《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中说“文化激进主义在五四时代形成了第一高峰”。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提出激烈的反传统导致中国文化的断裂，进而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本文主要从他们的反面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反传统的合理性，只是谈个人对此的理解，可能其中的思想有些有稚嫩，请谅解。 　　这场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6月《青年杂志》创刊(第二期改为《新青年》)开始到1919年结束，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还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以及救亡与启蒙的关系，这里就不再进行讨论了，下面重点论述的是在这场运动中的“激进派”反传统以及他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何意义。 　　 　　一、历史回顾 　　 　　我们先来回顾下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激进派”，他们中间以陈独秀、胡适、吴虞、钱玄同为代表。传统的观点是对他们是进行批判的。对于陈独秀的“不容有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胡适这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盘否定”的观点大家都嗤之以鼻，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吴虞、钱玄同，把吴虞说成是“四川省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把钱玄同的“废汉文”说成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显然这些说法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五四“反传统”由国外、港台传入大陆进而在大陆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反响和争论。此后，大陆许多学者借用五四“反传统”的观点直到今天。五四“反传统”提法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威康斯星大学的教授林毓生先生，他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首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海外学者余英时1988年9曰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郑敏的论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他们对“五四”启蒙进化的主张的批判，不仅是重评历史的态度，也是对1980年以来复兴五四精神为基点的新启蒙的回应。 　　 　　二、值得肯定 　　 　　我觉得这些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在许多方面都有他的合理性，这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情景中去分析： 　　1.他们都是研究传统的精英，反传统的动力来自传统。他们这些人确实己开始反传统，但是他们这些人同样又受过传统极深的教育，他们对于“三纲五常”、“四书”、“五经”、“八股文”都可以说是了然于胸。因此，他们的思想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支持了他们创建新文化的活动。具体地来说明陈独秀、胡适、吴虞、钱玄同他们这些人都出身于中国的旧传统，对中国的旧学问都有相当的造诣，而且在他们一生的成绩中，也或多或少在不同领域对旧学有所贡献。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留过学，受到过外国思想的冲击，但他们即使在外国时期也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陈独秀对“三纲五常”的批判可谓是鞭辟入里。他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道德奴隶也”。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断我认为正是他对儒家传统学说深刻认识的结果。殊不知钱玄同他是文字音韵的专家他看到自古以来的汉文书籍，几乎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民主与科学的“臭味”，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论，不啻是声明汉学是民主与科学的“对头”，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急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就应该发扬他的这种精神，尤其是在要实现现代化的当今时代。胡适在美国写“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钱玄同在东京向章太炎问学。对他们青年思想发生重要的影响的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一辈人。 　　2.他们提出的反传统的观点，是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们的调和、折衷的惰性使然。胡适曾经用走路来比这种性格，“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了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