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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民监督员选任机关问题思考 　　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是检察机关强化外部监督,妥善解决“监督者无人监督”问题而实行的一项制度创新,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发布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从而开始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经过六年多的不断探索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已经在全国的检察机关全面施行。我们应当承认,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施在规范执法、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以及保障人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试点阶段的制度设计与法制化后的成熟模式必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人民监督员制度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突出表现为现行的“被监督者挑选监督者”模式无法彻底实现监督的外部化、社会化。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在人民监督员选任机关问题方面做了一些探讨思考,从人民监督员监督职责及监督效力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由人大机关来实施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模式是最佳选择。关于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的意义,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从法理角度上看,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更具有合法性 　　(一)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 　　人大常委会选任人民监督员工作是有理论依据的。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通过行使社会监督权,加强对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监督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与人民监督员权力具有同源性―――均来源于人民。另一方面,人民权力的行使需要国家权力的确认和保障。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决定了人民监督员经人大确认,更具有监督检察机关的权威,监督权的行使才有更为有力的保障。由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将民主监督上升到权力监督的层次上来,既避免了实践中人们对“检察机关自己选任人民监督员”所产生的种种质疑,也能促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规范化、法制化,提高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公信力,增强监督力度,促进检察工作全面健康发展。 　　(二)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法律上具有合宪性。 　　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既充分彰显了民意,又使宪法规定的“纸上的权力”变成了现实的权力。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更扎实的群众基础。人民监督员经人大选任、授权和管理,不仅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工作更加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而且更进一步地促进了人大监督权和人民监督权力的实现,提高了检察工作的社会公信力。 　　二、从监督效力程度上看,人大选任人民监督员更具有权威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现行的人民监督员选任及管理工作一般是由检察机关自行进行的,存在社会公信力不高、监督权威不强、人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影响了监督工作的质量。其弊端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监督者的任命方式与程序由被监督者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在第二章“人民监督员的产生”中对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及任职条件做了详细规定。仔细分析这一规定,发现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选任程序规定太模糊,实践中不好操作,人民监督员的选择比较随意。比如,由哪些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无法确定,而实际上往往出现“先确定人选后通知单位”的情形,实践中人民监督员成为了权势和荣誉的一种象征,真正适合的成员并没有被选举出来;其次,人民监督员由检察院任免的规定易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走入“被监督者挑选监督者”的逻辑困境,印证了人民普遍怀疑的“被监督者自己找人来监督自己”的说法,人民监督员的权威性也会受到很大质疑;再次,任期规定为三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长期与检察机关打交道的人民监督员难免会“熔化”为编外检察官,成为检察机关的“宣传员”或“保护伞”,而且长期担任人民监督员职务,也可能影响到人民监督员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削弱其监督工作的积极性。 　　(二)监督者监督程序的启动由被监督者决定。 　　关于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案件办理进行监督的监督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定》第四章做出了明确规定,但还存在一定缺陷。人民监督员启动监督程序的权利都没有给予,只是让人民监督员被动的参与并且有时间限制。这就可能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人民监督员事先并没有就要监督的案件听取外界的反映和意见,进入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