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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传统法律文化现代价值 　　摘 要：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代表了古代中国人的最高价值需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不再具有了以前的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法律文化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相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多可以为现在所用的优秀资源，他们对于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一些落后的法律观念与制度，也可以作为反面教材，从而更好地为法治建设服务。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现代社会；作用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涵义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义，学界上也存在众多的分歧。于语和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传说时代到清末修律这个时间跨度内，在中国形成并保持、发展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制度和社会心理中有关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崔永东认为，所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一个包括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及受其影响而制定的法律制度在内的二元系统。从上述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义来看，都脱离不了思想和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1.刑法不分 　　关于刑法律，梁治平先生曾经说，“古代文明的形成、转换和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并且相应地使用了三个用以指称古代法律的关键词：刑、法、律。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我国古代文献对刑、法、律有着一些相关的解释。《尔雅?释诂》中说：“刑，法也”，“律，法也”。《说文》中说：“法，刑也”。而《唐律疏议?名例》中说：“法，亦律也”。从这里可以发现，在古代社会，刑法律之间确实分的不是那么清楚，有时候甚至就是一个意思。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夏商周时期，其时的法在当时并不叫法，而是被称为刑，如禹刑、汤刑、吕刑、九刑等。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的变革，刑逐渐被后来的法和律所取代。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以及后来商鞅的改法为律。其实这些变化，包括后来以罪名体系取代刑罚体系，也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变化。但是，不得不说，即使是这些技术性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断走向成熟。 　　2.重刑轻民 　　纵观中国古代历代立法，虽然在名目上有所不同，但是大体上都遵循了“诸法合体，刑法为主”的原则。从三代夏商周开始制定的禹刑、汤刑、吕刑、九刑等，皆是以刑事法律?橹鳎恢泄?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创立了盗、贼、网、捕、杂、具六篇的格局，“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法经以盗贼两篇居首，而只有极少数的关于民事法律的规定；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永徽律），体例上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十二篇。在技术方面的完备程度比起《法经》确是向前大大跨出了一步，但是十二篇其中只有“户婚”“杂律”的一部分涉及到了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而其他基本为刑事法律规范。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刑法典《大清律例》，也是基本以刑法为主。所以说中国古代法典皆为刑法典一点都不为过。 　　3.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德治”是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主流，其要求统治者必须贯彻以德教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西周以前，“天命”思想盛行。《诗?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将商朝政权的合法性系于上天的意志。西周建立后，沿袭了夏商以来的“天命”传统，但同时西周统治者又认为，“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上天对某一族的宠幸并不是无条件的、一成不变的。天命的得失，取决于谁拥有能使人民归顺之“德”，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就是西周的“以德配天”思想。“明德慎罚”则意味着对民众以教化为先，不以刑杀为要，即在治国方略上置“德”于“刑”之先；还意味着要将“德治思想”渗透于刑罚适用中，推行“慎刑”政策。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等人则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统治者应当以德行来推行统治，其主张统治手段上“宽猛相济”。西汉时期的董仲舒继承儒家先德后刑的德行并用思想，并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阐释，进一步发展完善德主刑辅思想，使之成为正统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从此，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4.无讼息争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里的“讼”，就泛指狱讼之事。在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清时代，可以说，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过去了，然而那种“必也使无讼”的观念却始终深入人心。究其原因，也不是没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