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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勒赎型绑架罪既遂认定 　　案情简介：2007年6月初，许某决定绑架哑女何某以索取钱财，后许某纠集了胡某做帮手。2007年6月5日21时许，许某将何某骗至Z市市区A大厦停车场附近，并将何某带上胡某叫来的别克凯越自备车，挟持何某至Z市许某住处。到达许某住处后，许某、胡某用电警棍、匕首等工具进行威吓，逼迫何某与其家人联系，索要现金30000元。许某等人又通过电话、短信方式与何某丈夫陈某交涉，要陈某交钱赎人。至6月6日20时许，陈某明确表示不肯交钱，许某等人见无法索到钱财，将何某释放。 　　对于本案，许某和胡某主观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绑架行为，应当对许某胡某以绑架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点是不持异议的。但在本案中，许、胡二人的行为可以具体分为绑架行为、勒索行为和在明确财物无法取得情况下的释放行为，对于二人在这种勒赎型绑架罪中所处的犯罪形态认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存较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许、胡二人已实施绑架行为，控制人质人身自由，当然构成犯罪既遂。 　　这一观点可称之为单一行为论，认为在勒赎型绑架罪中，只要行为人基于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就符合刑法分则对绑架罪规定的构成要件，就构成了绑架罪的既遂[1]，至于是否实施了勒索行为或是否勒索到了财物，则属于本罪的量刑情节，与是否成立既遂无关。 　　单一行为论的理由如下：在立法者应基于犯罪行为对法益侵害的紧迫性、危险性而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既遂。刑法将绑架罪列入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可见其立法本意着重强调被绑架人的人身权利，况且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只将“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作为绑架犯罪情节严重的行为，而未将勒索财物的数额及其他非法目的内容作为法定情节加以考虑。因此，绑架罪虽是绑架和其他行为的结合，但考虑本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以被害人是否被绑架而丧失行动自由处于犯罪分子的实际支配状态为标准。所以，行为人为勒索财物的目的，实施了绑架行为，也就是将被害人掳离原地，移置于其实际支配之下，即为既遂。 　　在单一行为论的前提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绑架行为，就构成了犯罪既遂；在实施绑架犯罪的过程中，由于被害人的反抗或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实际控制被绑架人的，应认定为犯罪未遂；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未实际控制被绑架人之前自动放弃绑架行为，停止对被害人实施暴力及胁迫等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对于行为人在实际控制被绑架人构成既遂后又主动释放被害人的，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应当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如有必要可以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第二种观点认为：许、胡两人既实施了绑架行为，又实施了勒索行为，构成犯罪既遂。 　　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复合行为论，认为在勒赎型绑架罪中，既遂标准不仅要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而且需要对特定相对人勒索财物。 　　复合行为论的理由如下：绑架罪侵犯的是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仅只是被绑架者的人身权利，还包括被勒索者的财产权利，对绑架者、被勒索者的财产权利(包括动产、不动产和财产性权益)[2]。对于哪一种权利是绑架罪所侵犯的主要权利，各国规定不尽相同。如我国台湾地区将掳人勒赎罪列入财产犯，“其所保护之法益重点所在，应为财产法益。” 我国《刑法》将绑架罪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认为其所侵犯的主要是公民的人身权利，但这并不是说《刑法》就否认了该罪同样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因为对绑架犯罪行为人来说，其侵犯人身权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目的是想通过人质勒索赎金，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所以，对此种犯罪构成既遂的标准，不仅包括人身权利部分，亦应考虑财产权利。 　　在复合行为论的前提下，既遂包括二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实施了绑架行为和提出非法要求的行为后，第三人满足了行为人的不法要求；二是行为人虽然实施了绑架行为和提出了不法要求的行为，但第三人没有按照行为的意识去做，致使行为人的不法要求未得到实现。未遂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着手实施绑架行为时，由于被害人的反抗或他人救助等原因，致使绑架未得逞，行为人未能控制被害人的；二是行为人已经劫持了被绑架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来得及提出不法要求行为的。而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未实际控制被绑架人之前自动放弃绑架行为，停止对被害人实施暴力及胁迫等行为，已经在绑架行为实施完毕后，自动放弃绑架行为、未再索要钱财，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对于索财行为实施完毕后释放人质的行为可作为酌定从轻情节考虑。 　　第三种观点认为：许、胡二人虽实施了绑架行为和索财行为，但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获得钱财，犯罪目的未达成，构成未遂。 　　这种观点可称之为目的既遂论，认为勒赎型绑架罪属于结果犯，行为人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实施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