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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词汇伴随意义比较 　　石家庄学院讲师 刘立军 　　“伴随意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奥格登(C. K. Ogden)和理查德(I. A. Richard)1923年在他们的语言学著作《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中提出来的。1981年，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eoffrey Leech)在其所著的《语义学》中指出，伴随意义是一个表达单位具有的交际价值，它是通过该表达单位的所指传达的信息。美国语言学家、生成语义学创始人雷柯夫(George Lakoff)是语言模糊现象和伴随意义研究的倡导者。他在其1973年的论文《模糊限定词和语义标准》中，充分肯定了伴随意义作为词的语用意义对句子的影响，并指出词典释义应包括伴随意义的内容。 　　英汉随着语综合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一批中国学者也逐渐意识到双语词典里应该设计一项“语用知识”，林大津称之为“文化注释”；早在1988年，吴克礼在《语言国情学和双语词典》一文中，陈楚祥在《双语词典编纂与语言国情学》一文中，都先后提到有必要在双语词典中增加“国俗语义”的解释。 　　 　　一、自然环境和地域特征与伴随意义 　　 　　因为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类似或相同的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西风是寒冷的冬天要到来的前兆，因而象征着凄凉和萧条；而在英国,西风是温暖天气来临的象征，所以著名诗人雪莱就曾写有传唱不衰的《西风颂》。同样，在中国，尤其是在北方，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但也是干旱的季节，若逢天降甘霖则称为喜雨，更有“春雨贵如油”之说；而英国是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中的岛国，春天里的雨水也很充沛，因而他们对于春雨的概念就与那些靠天吃饭的人们迥然有异了。 　　同样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汉英两种语言中还会出现各自的所谓的“文化局限词”，它们产生了独有的义位，具有独特的文化负荷，成为各自语言中独特的文化标记。比如，竹子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家语》中有“山南之竹，不博自直，斩而为箭,射而达”之说。人们形容新生事物大量涌现用 “雨后春笋”。因为地理和气候条件所限，英国不产竹，bamboo一词就远没有汉语中那么多的伴随意义；英语中也没有与“笋”相应的义位，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词汇空缺”(lexical gap)，只好将其意译为隐没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的bamboo shoot。 　　 　　二、社会环境与伴随意义 　　 　　1.许多表示动物的义位附带有明显的民族性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对狗普遍存在着一种厌恶的心理，表现在语言方面的表达俯拾即是:癞皮狗、丧家犬、走狗、狗急跳墙、狗头军师、狗腿子、狗血喷头、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但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养狗不仅为了打猎、看家，而且常常为了作伴。有人无儿无女，便以爱犬为伴。他们的狗能得到相当多的“优待”甚至“特权”。在语言上他们也习惯于把“狗”当“人”看。如: top dog(最重要的人物), 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之日)。 　　在中国古代，龙是皇帝的象征，后来更是引申为高贵、珍异的象征。但在英语文化中，龙是像鳄鱼一类的没有地位的陆生爬行动物，能够喷烟吐火，是具有四足的凶残怪物，是可恶的象征。因此,“亚洲四小龙”在译成英文时就成了four tigers，而不是four dragons。 　　汉语中有“喜鹊叫，喜事到”的说法，而西方则把喜鹊比作“长舌妇”或“好偷东西的家伙”。公鸡在汉语中有金鸡报晓的美誉，而cock在英语中可以表示性器官，一般被认为是个粗鄙的词。 　　在汉语中人们赞美白象的美壮，而在英语中white elephant 指的却是大而无用并且累赘的东西。汉语中蟋蟀这小虫，尤其是它在夜静更深时的鸣叫往往给人以忧伤凄凉，孤独寂寞的联想，而英语中的小蟋蟀却总是一副快乐的样子,它代表着欢乐和愉快。英国民俗还认为在圣诞夜听到蟋蟀鸣叫的人将无比幸运。Walt Disney 公司推出的动画版的“花木兰”中那只小蛐蛐儿更是把吉祥和幸运演绎得淋漓尽致。 　　 　　2.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汉英文化中的人们对于颜色也有着不同的联想。 　　颜色所带有的伴随意义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有很多重合，但也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下面仅就红绿蓝三原色加以简单比较： 　　在汉语中，红色象征着兴旺、喜庆、爱情和幸福等；而在英语中红色则更多代表愤怒、敌对、挑战和危险等，如：red light, red tapist, red-handed, see red, red hot。汉语中绿色代表春天、新生和希望；而英语中的green常被联想为缺乏经验、嫉妒等贬义。如green with envy, greenhorn, 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