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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视野中卫氏父子周易译介与研究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和卫德明父子在德语和英语世界对《周易》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呈现他们独特的研究视角和鲜明的问题意识。他们把人生乃至人类的基本问题纳入《周易》文本的解读之中，同时试图在《周易》中寻找对中国心灵、智慧和文化思维的理解，在西方之外寻找更具普遍性的宇宙智慧。他们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在西方文化世界中“翻开”了《周易》，其要旨不在于传播有关《周易》的确切知识，而是启发人们思考和探讨《周易》所蕴藏的文化与思想／思维可能性，从而对自身在当下的生存境遇进行精神的内省。 　　关键词：《周易》；卫礼贤；卫德明；汉学视野；译介 　　中图分类号：B22l；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0)04-0081-07 　　 　　毫无疑问，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和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父子，在西方文化世界中“翻开”了《周易》这本中国古代经典。前者德译《周易：变化之书》于1924年在德国耶拿由迪德里希斯出版社(Diederichs Vedag)出版，成为了西译《周易》的蓝本和典范。尽管存在着批评的声音，但是其影响却不容忽视。从学者的案头文献，到普通人书架陈列，以至于当今时尚家具的展示厅内，处处可见。在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G.Jung)的建议下，拜恩斯(Cary F.Baynes)女士将卫礼贤的德文《周易》翻译成英文。直至1930年卫礼贤去世，该书的翻译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后在卫礼贤之子卫德明帮助下最终完成。作为卫礼贤的好友，同时作为《周易》的西方推崇者，荣格义不容辞地为此书做了序言，在伯林根基金(Bollingen Foundation)的资助下，1950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伯林根系列(Bollingen Series)分两卷出版。次年由英国劳特里奇(Routledge Kegan Paul)出版社在伦敦出版。1967年发行第三版时，将两卷并合为一卷，并由卫德明增加了序言，特别阐述了《周易》的经典意义，且增加了书目索引。此后，该书一直在英语世界重印和重版，在学术界和民间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后来西方学者在编著《西方(周易)文献提要》时，直接将1950年划定为时间界限。正如编著者在《时空中的(周易)》中指出：《周易》的西行始于17世纪，耶稣会的传教士们用拉丁文介绍和翻译《周易》，但直至19世纪西方仍未真正认识到《周易》的核心意义和价值，二战后，《周易》才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而西方对《周易》的关注，1950年是不可置疑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便是卫礼贤和拜恩斯版本的《周易》在英语世界的出版。 　　该书成为继理雅各(James Legge)译本之后的又一个较为通行的译本，与理雅各版本的僵直相比，卫礼贤的版本显得具体，更加自由和富有想像力，从而使得《周易》更容易被接近和理解。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在西方真正地“翻开”了《周易》这本书。当然，任何意义上的“翻开”都意味着某种特定的诠释，也意味着其它可能性的诠释被覆盖或者忽视。这也是他的翻译遭到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翻开”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掩盖”，如同“洞见”总与“盲视”相伴一样。面对《周易》这部强调“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的书，恐怕情形尤其如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卫礼贤回到德国，从传教士正式转变为汉学家，1925年秋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办“中国学社”(Das China-nstitut)，主持数种汉学刊物，并且频繁举办各类与中国研究和交流相关的活动。1926年到1929年期间他就《周易》发表了四次演讲，1931年在耶拿以《变与常：(周易)的智慧》为书名出版，1956年在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再版。四篇演讲的题目分别是：“对立与关联”(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从本体论和心理学角度阐述《周易》中时间和时间意识的关键作用；“《周易》的艺术精神”(The Spirit of Art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Changes)，提出中国的道德伦理和美学观念的合一特征，任何在“适时”中恰如其分地行使应有职责便是和谐的艺术活动；“变之不变”(Constancy inChange)，探讨和强调了几组观念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如：苦难与创造性、克制力与美，无私与气之恒聚(a permanent concentration of energies)；“死亡与复生”(Death and Renewal)，是四篇之中最为深奥难懂的一篇。借此他试图展现和表达一种与西方不一样的东方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生与死在世界表象上属于一个维度，而存在则在生和死之外。 　　卫礼贤在演讲中借《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