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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写作意义对话孙郁 　　什么是好的文章？『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一个作家不要顺着流行的东西来思维，要逆，逆才会发现问题。写作是要向人的认知极限超越的一种精神劳作。 　　人是靠语言符号来思维的，但是流行的语言，被无数次污染过的语言不能够再激发人们的想象， 　　不能够再给我们带来心绪的刺激和自由，所以要不断地去寻找陌生的语言， 　　陌生的方法，陌生的表达方式。这是作家的任务，也是思想家的任务。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作品包括《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鲁迅与胡适》《胡适影集》《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张中行传》《对话鲁迅》《鲁迅书影录》《鲁迅藏画录》《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在民国》《文字后的历史》《远去的群落》《混血的时代》等。 　　“写作是要向人的认知极限超越的一种精神劳作。”刚刚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凭借文集《写作的叛徒》一举摘下“2013年度文学评论家”封号的学者孙郁，在名为“没有意义的意义”的讲座上这样描述着自己对汉语写作的诠释和理解。 　　众所周知，孙郁用自己的半生时光研究鲁迅，同时关注着张中行、汪曾祺、孙犁等文坛中那些刻意与主流体制之间保持着距离的边缘人物。他赞叹李人方言写作中活脱脱的市井之气，赞叹鲁迅直指人性善恶的凌冽，赞叹莫言在创作中对本真的还原…… 　　作为文学的旁观者，孙郁审视着作品；作为文学的参与者，孙郁反思着创作。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汉语写作着实遭遇了不少的问题和阻碍――流行词汇的盛行、写作模式的固定化、主题先行的思维方式、写作目的性的“有用”化……那么，究竟何谓好文章？孙郁以龚自珍《定庵文录序》里的文章做总结，“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 　　对孙郁而言，汉语写作是精神的跋涉、心灵的需求。而今日之中国文坛，又该如何挖掘汉语写作的可行性呢？ 　　1 作家不要顺着流行的东西来思维，要逆，逆才会发现问题。很多人的文章写出来后觉得没有意思，食之无味，是因为顺得太常态。 　　半年前，我出席教育部一个学生指导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内容，是关于中小学课本文章选定的。会议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里，古文的数量太少了。很多人听了可能会有疑问，五四不是说要打倒文言文，把文言文废掉，用白话文、用我们今天的口语来写作吗？为什么还要学习那么多古文？ 　　实际上，这一百年来，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小说写得最好的，几乎都是古文基础非常好的人。我最近在三联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汪曾祺闲录》。汪曾祺生前跟我讲过，他写小说、散文，看似白话文，但是文章的背后都是文言文在支撑的。他这个话让我想起鲁迅，鲁迅用白话文写作，可是他的文字背后也都有古文的东西在支撑。 　　这个现象我们后来的学者就不太关注。1949年到现在，中国人的白话文写作就是在单一的语调里。有人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汉字词汇量是最少的，无非就是“共产党”、“毛主席”、“工人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服务”……哪怕到现在，汉语的词汇量也没有民国时候的词汇量丰富。 　　民国时候的文人写作，有受到古人的影响―当时很多遗老遗少都用古文写作；与此同时，上海滩的一些作家，写作亦东亦西，受到翻译体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市井话语式的写作，写的是市民生活，用的是方言。 　　当时的文化生态相对来讲比较健全。就白话文的写作领域，有人用蓝青官话也就是普通话写作，也有地道的方言写作。说到方言，清末有一部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老舍先生，用北京话来写作。还有四川的李人先生，是用四川的方言写作。李人在法国留学，深受左拉的影响。他的法文特别好，翻译了大量的法国小说和欧洲的小说，还写出了非常好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郭沫若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称赞他是“中国的左拉”。 　　为什么老舍先生、李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用流行的语言来写作―他们的写作和流行语言没有关系。中国现在用流行语言写作的，当然也有好的文章，但非常少。显然，我们的词语出现问题了―我们的汉语，我们每天重复的一些“正确的废话”，说的都对，但是都没有价值。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好的文章“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后来章太炎先生、鲁迅先生一直到汪曾祺先生，谈文章之道基本上都抱持着这个观点：一个作家不要顺着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