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药酒,梦想照亮远方(副本).doc

葡萄药酒，让梦想照亮远方 1620年在英国的普利茅斯，当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3桅小船驶向茫茫大西洋的时候，船上的102名清教徒心中充满了去国离乡的惆怅，他们不知道远方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他们，更不知道未来有个叫“美国”的国家在他们的这次航行中被勾画了模样。 在“五月花”驶离普利茅斯的100年后，受罗马天主教教廷派遣到中国传教的两个意大利籍年轻人启航来华。当年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富庶强大，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管理着一个令人艳羡的东方世界，东方已经在马可波罗的游记描述中，成为很多西方人神往的地方。 罗怀中（Giuseppe Da Costa，1679-1747）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优秀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他和著名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都是意大利同乡，是罗马教会精心选拔的一流人才。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离开欧洲，同年八月抵达印度，再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离开印度，又经过了几个月的海上航行，才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十九日到达澳门。 他们此去将直接服务中国皇室，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修士，他们渴望以自己的技艺来影响康熙皇帝，影响上层社会，将天主的光芒普照这块神奇的土地，“愈显主荣”，无数的传教士们都是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下，荡去所有漫长航行的艰辛和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激发了他们完成使命的神圣情怀。 可以“内廷行走”的洋御医 从明末清初开始，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将历法、天文、算术、音乐、绘画、医学等先进的欧洲文明带进了中国。康熙皇帝也从西方传教士的身上，感受到有前所未见的实用科技技能的力量，他开始重用西洋传教士，康熙皇帝本人两次接触西医西药的亲身经历，更是让他有些迷恋西方文明。一次是传教士洪若翰献上的奎宁药治好了康熙的疟疾；令一次是传教士罗德先进献的葡萄酒，疗好了康熙严重的“心悸症”；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当广东巡抚杨琳向皇上具折奏报罗怀中和郎世宁到了广东，康熙即刻颁旨：“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 罗怀中和郎世宁抵京后，住在了今天王府井北头的天主教东堂，并马上受到康熙的册封。郎世宁成为御前画师，罗怀中则进太医院，被封为“扈从医师”，特许“内廷行走”。 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到中国，到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去世，罗怀中在中国足足呆了32年，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雍正末年，罗怀中因与其他王子的交往令雍正反感而被逐出皇宫，病逝于乾隆十二年，享年68岁，罗怀中他自己半生的时间留在了中国。 罗怀中服务的主要对象是皇亲国戚，平时他也交际王公贵族，史料记载，他“生活纯洁，医术精良……居京三十年，不断为教内教外人尽力。”朝中的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也非常敬重罗怀中，只要有病就请他诊治。病好以后，给钱给物，让他去买自己所需要的药物。罗怀中本人还不好意思要，他是怕人家不高兴才偶尔接受这些馈赠。 多年的太医院经历，罗怀中接受中医药文化，其精湛的医术深得皇室信任，他将西方的解剖学带给了中国，另外，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雍正起居注》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初六日，罗怀中呈献给雍正皇帝三张“西洋葡萄药酒”的配方说帖，这三种植物配方的葡萄药酒分别是：“罗斯马丽诺葡萄药酒”、“肉桂葡萄药酒”和“桃仁葡萄药酒”，罗怀中在说帖中详细说明了这些植物配方葡萄酒的草药用法用量以及制备方法。 局促中的传教士罗怀中 康熙末年，清廷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礼仪之争”成为中国文化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的历史影响，囿于某种原因，文化学者和历史学者尚且缺乏深刻理性的审视。然而，这处于这个事件胶着之中并负有“愈显主荣”使命的罗怀中和宫廷画师郎世宁，那时是一种何等局促的状态。 明朝末期，天主教才被中国的统治阶层接纳。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那时候，传教士利玛窦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允许加入天主教的信徒保留“信祖宗”的权力，这个折中的办法使得中国的统治阶层认同和接纳了天主教传教士。 1644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82年。在各种教派中，天主教耶稣会成为与中国统治阶层接触最为密切的教会组织。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赢得了清廷信任，清朝甚至接纳了一些传教士在朝中为官，同时也使得天主教在华北地区得以迅速发展，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康熙末年。 “礼仪之争”最早是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继任者提出的是否需要捍卫纯洁并避免本地化的内部争议，争议的结果还是沿用利玛窦的做法，但是，晚于耶稣会入华传教的天主教“多明我会”则反对耶稣会的观点，“多明我会”落脚在中国福建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