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诗十九首中距离感.docVIP

浅析古诗十九首中距离感 　　摘要：《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朝文人诗的代表，充分展现了东汉到魏晋时期的感伤审美经验。其中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感使悲剧感大大增强，而这正是这一时期文人个体意识觉醒，开始自觉抒情的反映。本文通过结合东汉时期的时代背景、生命哲学的发展和古诗意象的流行趋势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距离感；东汉文人；狂欢化 　　一、引言 　　《古诗十九首》中无论是抒发士人不得志的情感还是相思之情，其意象都多体现距离感。空间距离感包括天各一方对好友知己的思念，如《行行重行行》中的“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身在他乡对远方恋人的牵挂，如《涉江采芙蓉》中的“所思在远道”、“长路漫浩浩”，《冉冉孤生竹》中的“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时间上的距离感包括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与今日境遇的窘迫凄凉的对比所突出的距离感。如《青青河畔草》中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以及对人生思索引发出无限时间与有限生命之间的距离感，如《今日良宴会》中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等等。诗歌中对时间空间距离感的运用除了构成开阔的意境之外，也加深了伤感情调。 　　二、外部环境对距离感增强的影响 　　（一）时代氛围与以悲为美的审美观 　　对于《古诗十九首》大多数诗为忧伤基调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东汉宦官外戚专权，政治黑暗，社会动乱，因此造成夫妻别离、家庭破败和士人不得志，反映在诗歌上就是凄凉忧伤情绪的抒发。如马茂元先生认为说：“它所反映的只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①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两汉歌诗作品多以悲为美，如《上邪》的抒情尤为悲切壮丽，《孔雀东南飞》的故事也以悲剧结局。在西汉盛世期间，也不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贾谊的《吊屈原赋》等悲怨作品。并非由于社会黑暗动乱所致，而是因为封建制度日趋完善带来的政治上的专制加强，经济上的贫富分化所致。汉朝文人地位在封建君主专制逐渐完善并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逐渐衰落。在这时，文人的个人意识开始显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为更关注内心，进一步抒发个人情感，并以此来进行自我愉悦、自我疏导和自我慰藉。这些原本就难以施展个人才华与能力的东汉士人更加失去了跻身统治阶层的机会，导致了君臣距离不断加大。底层文人不得志，上层文人“伴君如伴虎”。比如《西北有高楼》中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惜”，《青青陵上柏》中“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经济方面，在文景之治后，农民状况依然在恶化，“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②，因此盛世带来巨大的贫富分化加大了社会矛盾，对荣华富贵的追求和对阶层分化的哀叹在《古诗十九首》中也有所体现。 　　（二）文人的处境 　　东汉中后期游学、游宦之风盛行。“经生所处，则不远千里之路。精庐暂建，嬴粮动有千百。”③相比与西汉，东汉时期的游学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并非是为了学习研究经术，而是更多为攀附权贵，实现仕途理想。因此游学与游宦是相结合的。“东汉士人的游学相对于西汉而言又具有某种‘下行’趋势，表现为平民化、民间化与世俗化倾向。”④同时，正因为游宦的目的是为了功名利禄，交际中，宴飨则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如《今日良宴会》中的“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正是交际宴会场面。地点的不断转化与中华传统习俗的“接风洗尘”相融合，宴飨活动也伴随其中。游学带来的是文人空间上的流动性增强，也带来了夫妻分离。《行行重行行》中的“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青青陵上柏》中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正是游学游宦之风下文人家庭关系的体现。游学带来了空间上的距离感，宴飨中看似欢乐实则不得志，这种表里不一也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东汉时期艺文机构的设置也加大了文人阶层的分化，官府设立“兰台”、“东观”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这批作为政府职官的文人参与朝廷文化建设，从政治地位上讲高于普通文人，而中下层文人仍处于较为分散的创作状态。上层文人的创作是为国家服务，从而满足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审美需求。文人阶层的内部分化带来中下层文人的愤懑和哀叹。《今日良宴会》中，直接抒发了对社会政治地位的渴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常苦辛。” 另一方面，兰亭、东观的文人因为食朝廷俸禄，其文学表达的并非个人情感而是作为朝廷职官的官方话语体系。此外，分散创作文人与集体创作文人相比，其抒情主体的自觉性更加明显，这也正是文人五言诗相比于赋体表现出更强的自我意识的原因。因为前者多为中下层文人所为，而形式整齐的赋则多为上层文人创作，他们身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作品的情感抒发不可能过于个人化。 　　三、文人创作中自我意识的强化趋势 　　（一）狂欢化色彩的减弱 　　根据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狂欢广场的含义在文学中得以扩大。广场作为全民性、公共性的象征，聚集了各个阶层，来自各个领域的人，狂欢化的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