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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5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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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浅谈潘维诗歌
水系浅谈潘维诗歌
主持人语:
潘维是极具“江南性”和“江南风格”的一位诗人,1980年代他从浙北长兴开始的诗歌创作,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斑斓而独特的“江南液体地图”。台湾青年评论家吴丽宜的这篇论述,绕过“地域”瞄准“时间”,认为潘维诗中以“时间”击败“时间”,让现代汉语找回时间的主导权,从而能描绘“时间中的江南”,描写出属于中国传统固有的生命情状。面对“线性时间”的困扰,诗人用“隐喻”、“偏离”、“阴性书写”等手法,完成语言与想象中的江南建构。(沈苇)
在西方诗学的发展中,“时间”除了作为文学探索的内容外,它更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形式。西方人对时间的理解主要隐藏在作品深层的结构里,亦即西方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某种程度传递了对时间的态度。依照主题的理解、内容的分析来研究“时间”常常只在表象上打转,虽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部份。从古典主义的模仿论(imitation)到现代主义对历史的不信任,以及后现代主义支离破碎的时间观皆一再传达出时间概念如何表现在作品的形式中。
究其本源,这与西方语言的线状延伸特性(the linear nature of the signifier)息息相关,特别是声符之构成语言实为时间线状的现象。一旦人们开始相信历史是不连贯的,只企图抓住一个片刻透视人的一生,语言就成为最佳革命份子。现代主义作家服膺文字“造象”的功能,相信“语言即世界”。他们努力寻找精确的语言符号(如意象、象征),甚至在句子的结构上不断松散主词与受词的线状关系以挑战时间的不可逆转性。而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更极端地忽视文法,以“语法的切割”来达成串连性时间的消失。对语言的改造不只是美学上求新的需要,它意味着对时间与空间的质疑,对生命本质的探索。
中国当代诗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诗歌的滋养,特别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当代汉语诗歌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横的移植也相对带来汉诗欧化的疑虑。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认为现代汉诗基本上是西方诗的沿袭,非奠基在历史之上。不管其立论点是否完全成立,现代汉诗的欧化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西方诗歌技法的取用外,面对一个趋向西方语言线状延伸特性的现代汉语,任何一个汉语诗人必须思考如何把“欧化”转成必然之善,为现代汉诗找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诗人潘维就在现代汉诗欧化的历程中以其创新、成熟的语言将汉诗推向“民族诗歌”的大道,挣脱中国诗歌欧化的紧箍。
潘维的诗能为现代汉诗写上创新的一页在于他处理了语言终极的问题,那就是时间:“环绕在我周围的铜镜 / 是语言、时间和迷惘的问题《看见生活》。因此他的语言虽从趋向欧化的现代汉语出发,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语言线状时间的牵引,但诗人不仅企图在诗歌内容上颠覆时间的不可倒转性,更让他趋近欧化的语言吊诡地分歧了时间,也就是以“时间”击败“时间”,最终超越了时间。让现代汉语找回时间的主导权,从而能描绘“时间中的江南”,一个非单一的、非统合的中国之域,描写出属于中国传统固有的生命情状。
这个被时间干扰的诗人必然让他的诗歌进入四季的时序,在诗歌主题与语言的形式上随着“时间”而演变。诗人早期的诗歌是时间的序幕,迷漫早晨、春天的气息:“一百只蝴蝶经过一个村庄 / 一百条道路在水里流淌”《春天一日》, “早晨在蚂蚁的体内 / 在一滴汁液的火焰里,在时间 / 迷失的眼睛深处 / 就像一株卑微的杂草 / 把生命拉进了它翠绿的波纹里”《像早晨致敬》。这个时期,水乡的泥土、树木、花鸟、(雨)水……都是诗人的肉体与精神:“喂养我长大的狼奶 / 除了泥巴 /还有丛林那宁静的溪流”《上工》。他 “与泥土相爱” ,他的 “眼睛也看到了整个天空”,诗人的水乡世界在春天里宁静地勃发。
诗人爱恋他的水乡,安份地让他青春的肉体进入线状的时间里:“我进入时间丰腴的怀里 / 和鸟交上了朋友《上工》。他偶而悲秋伤冬的情怀并不存在真正死亡的威胁感:“如果我死去 // 一个只有水的地方 / 花朵的眼珠们就会叽叽喳喳叫成 / 大森林―― / 忧伤、忧伤、忧伤、忧伤《一个只有水的地方》。“水”与“花朵”是女子的指涉,死亡成了春天里一首调情的歌曲,没有深切的悲伤。 水乡景物按时序而生息:“雨水日子般落下来 / 我把它们捆好、扎紧、晒在麦场上 / 入冬之后就用它们来烤火”《第一首诗》,即使“生活有毒 / 但没有发明别的粮食可吃 / 我仍用家乡的尺寸为这年月量体裁衣”《傍晚》。一天天的生活是人间苦乐的重复,直线的终点意味着死亡,但诗人把时间藏在家乡的空间里,在时间自然的推进中,他依旧像握了剪刀,剪贴时间的形状。
由于与时间和谐共处,潘维此时期的诗歌虽然多以第一人称口吻说出,但它的效果肯定偏向客观的乡镇描写,如同西方古典画家遵从客观法则来描绘事物的永恒状态。所以潘维这类诗歌并无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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