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日两国还礼行为中义理和人情.docVIP

浅析中日两国还礼行为中义理和人情 　　【摘要】本文通过剖析还礼行为上的差异表现,从而试图揭示中日两国支配其各自还礼行为的义理和人情。中国和日本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两国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国在赠答文化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别,日本人还礼受义理支配,中国人还礼受人情影响。 　　【关键词】赠答;还礼;义理;人情 　　 　　中日两国都有馈赠的习惯,或是表示谢意;或是属于见面礼;或是为了求人办事。本文提及的赠答行为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为表达谢意之用。赠送与被赠送是人际交往时不可或缺的行为方式。正如法国人类学家Macel Mauss在其著作《The Gift》中所说,赠答这种相互性的惯行,是包含经济、法律、宗教、道德、情绪等各种要素于一身的“社会事实”。[1]但是,由于习惯意识和文化意象的不同,必然导致双方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不同,不可避免地在交流上产生障碍。本文通过剖析两国赠答行为中还礼这个环节上的差异表现,揭示影响和支配其各自赠答行为的义理和人情。 　　 　　一、中日两国还礼行为 　　 　　对赠答行为的内涵,日本民俗学者安达正嗣曾指出,人们的赠答行为有提供礼物的义务;接受礼物的义务;还礼的义务等三部分组成,它具有互酬性的特点,这也是赠答交换成立的规范。[2]根据安达正嗣的赠答过程具有互酬性理论,还礼行为就更理所应当了。 　　 　　 　　 　　 　　如图所示,中国人还礼的比率居然超过日本达到了48.9%,如果没有对调查对象的说明,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者对中日各80人进行了调查,其中20多岁的大学生:中国52人、日本40人;30-40岁,中国11人、日本3人;40-50岁,中国1人、日本8人;50-60岁:中国16人、日本15人;60-70岁:中国0人、日本14人。由此看来,中国人调查对象集中在20多岁的大学生上。中国人思维深受儒学礼教的影响,人与人之间有着严格的辈分、长幼、尊卑等关系。晚辈对长辈、年幼对年长、下级对上级只有送礼的义务,也就不存在还礼了。当然,朋友之间礼尚往来实属人之常情。此项调查因为调查对象具有局限性,不足以说明中日两国的全民性赠答行为,但有一点已经明确-----还礼行为已经作为一种习惯扎根于两个社会中。 　　 　　二、日本还礼行为受“义理”支配 　　 　　孙欣欣在其论文里对日本还礼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项就是“不想欠‘义理’”。 　　义理本是在中世纪前期由中国传入日本的,随其发展,逐渐派生出多种含义。日本社会学者源了园将义理分为两种:一种是为私人情谊而设的情感道德,姑且称之为“热义理”;一种是社会固有的,社会中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称作“冷义理”。前者与人情互为表里,后者则经常作为人情的矛盾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义理“冷”的一面发扬光大,和其“热”的一面越走越远。终于分成公共性的义理和强调私人感情的人情。[3] 　　也就是说,在赠答行为――具有义务性的还礼环节中,日本人是因为不愿意违背义理,即行为规范。对此日本学者井下理曾作过如下的论述:对于赠与行为的还礼是令人难以拒绝的,比如说新婚旅行的礼物就是如此,这行为的本身也体现出一种义理。在收到礼物的时候,其实也意识到对方期待着你以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方式进行还礼。如果不还礼的话,会被人们认为这是不符合义理的行为。而且日本人认为,在接受礼物的时候就与送给自己礼物的人建立了义理关系,要在社会上立足的话就不能失去名义和信誉,即做事不能违背义理,所以在收到礼物后是一定要还礼的。这种形式化的义理对人的要求极其严格,是无形的法律。 　　 　　三、中国还礼行为受“人情”支配 　　 　　中国人则是考虑人情往来多一些。这里所说的人情固然有利益交换这个方面的含义,但报恩却是另一个更为重要而根本的方面。 　　中日两个社会,在赠答行为中有共同的意识,即接受别人的好处都是一种债,一定要回报。知恩报恩是一种美德,忘恩负义要受人谴责,所以中日两国人民身上都有恩义负担。但是与日本人强烈的负债意识相比,中国人的恩惠意识里并不希望就事论事,而希望受惠者能理解这一件事的意义和用心,适时回报。日本人还礼具有及时性特点,而且返还礼物的价格似乎已经约定俗成。本尼迪克特也发现,日本人在报恩之时,会对恩做审慎地衡量,仔细考察自己受了多少恩,然后制定出完备的还恩计划,保证自己归还之恩与所受之恩等重等质。 　　从这可以看出日本人恩惠报答是理智性的,与此相对中国是情感性的,即非理智性。这样的情理社会在人情往来上的非对等性在于期望彼此因为情的产生而使交换关系不是一次性地完结,而是发生了一次就能连续性地循环下去。费孝通对此有很好的见解:亲密社团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结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