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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从十九岁开始 　　从六层楼高的脚手架上跌下来，居然没有死，这真是生命的奇迹！这时，她刚刚十九岁。当从死亡的边缘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时，她才真正感到了生命的宝贵，生活的意义。 　　那是距现在七年前的事。 　　我又站在地球上了 　　她躺在北京宣武医院，整整昏迷了三天。 　　苏醒了，睁开眼睛，是一片雪白的世界：白的墙，白的被单，来回移动的是穿白衣服的人，噢，这是医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张宝英开始追忆那可怕的一瞬间。 　　她是宣武区建筑公司的工人。1975年1月5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张宝英该在家里照顾刚刚从医院回来的母亲。当班长金传炳通知宝英加班时，她却把请假的词儿全咽到肚子里去了。 　　张宝英把棉袄袖口和棉裤腿用绳一扎，系上一块方头巾，愉快地登上了二十四米高的烟囱顶部。突然，横排木翻了，张宝英惊叫一声，抱住一根杉篙，但还是摔了下去……也许是她那块头巾，也许是她那两条辫子，在脚手架上东挂一下，西扯一下，给了她一些缓冲力，她象一只燕子，从空中“Z”形飘下来…… 　　是谁在她旁边沉重地喘息？哦，是班长金传炳。 　　“金师傅，我挺好的，没关系，您放心。” 　　这是宝英醒来后的第一句话。那么平静，那么恬谈，没有抱怨，甚至流露出微笑。 　　金传炳抱着头，号啕大哭了。几天来，他吃不下，睡不着，终日守在宝英床边。大家都埋怨他，唯独宝英―这个最应该他去安慰的重残者，却来安慰他。这怎能不使老金感动得落泪！ 　　想活着，渴望工作。对于体验过一瞬间死亡恐惧的宝英，痛切地感到了这一点。她仿佛重新来到这人世，生命的起点是十九岁。 　　她开始重新思索人生，严肃地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团组织对宝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爱护，根据她在医院的表现，批准她加入共青团。 　　死的考验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痛苦不能忍受！医生给宝英做牵引，用布袋兜着下巴，八斤重的铅袋坠在颈部，脚高头低地躺了四十五天。无法翻身，后背象有无数只针在扎，痛得一身虚汗。吃饭张不开嘴，护士往她嘴里灌些食物。她不哭，不要止痛片，甚至没有呻吟一声。好坚强的姑娘啊！ 　　病室里还有三个年轻姑娘也是骨折。这几个姑娘，有一个哭，三个都哭起来。哭，也是可以传染的。 　　护士长站在病房中间：“别又哭又闹的了，你们学学人家张宝英，她的伤比你们都重，可你们看见她掉过一滴眼泪吗？听她喊过一声痛吗？” 　　倔犟的宝英默默地微笑了。不知为什么，思路将她引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初中毕业，十六岁，象宝英这般大小的女孩子有一群。师傅派她们到三楼上抹墙缝。第一次上那么高，战战兢兢的，不敢站在脚手架上，只是坐在一块木板上一点一点挪动，一天下来裤子磨破了一条。那时正是腊月天，北风呼呼地吹，手冻僵了，脚也麻了，耳朵冻痛了，姑娘们哭了。宝英也抹了眼泪。建筑工人就是这滋味！那时候多幼稚！现在如果再让她腊月天里登上高高的脚手架去抹墙缝，她绝不会哭，一定要笑，要唱！ 　　两个月后，护士对宝英说，你该下地活动活动了。她们扶着柔弱的姑娘。两条腿瘫软，两眼直冒金星，但宝英是多么快活啊，她忘情地喊叫起来： 　　“我又站在地球上了！” 　　哪怕只有三年 　　宝英出院了。 　　单纯的姑娘，并没有想到颈椎病的隐患，她没有问一问，自己到底能在这地球上站立多久？ 　　她的自我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她的第五颈椎错位，坐的时间长了不行，扭动头要连身子一块扭过去。背痛得厉害，只能侧着身子睡觉。手时时感到麻木，走路也很吃力…… 　　有人对她说：颈椎病是千变万化的，现在看着没事，若干年后发作就有可能瘫痪。这话可当真？张宝英去了四五家医院，访问了教授、名医、学者。他们的回答都使姑娘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你的病最好的前景也不过是目前这种状况了。要带颈托，保护颈椎，绝对卧床静养，不能做剧烈的活动和动作。这种病随时都可能瘫痪的……” 　　宝英听医生的话，戴着八斤重的石膏颈托，从下巴一直覆盖住两肩，终日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凉涌上十九岁妙龄少女的心头。 　　十九岁，正是开始走向美好的人生的年华。她真羡慕，别的青年都去上班、逛公园、看电影……周围有多少迷人的、有趣的东西啊！这一切她都想了解、感受一下。命运待我多么不公平，我是个被生活遗弃的人，是个废人了！ 　　大滴大滴的热泪滚到枕边。这是宝英摔伤后第一次流泪。她能忍受肉体的痛苦，却忍受不了命运的煎熬。 　　她睁着眼，彻夜不眠。她透过窗外的树枝去数星星，侧耳静听颤抖着的树叶哗哗作响，陷入冥想之中。 　　一个人往往对存在手头的东西不知珍惜，直到要失去的时候才去懊悔。象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下去、工作下去的欲望，对宝英来说愈来愈强烈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宝英在病榻上不止是读了，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反复研究过了。她觉得自己和保尔有许多相似之处，共同经受过肉体创伤的磨难，共同在苦难里寻找生活的蜜汁，在困境中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