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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缓刑制度适用中存在问题分析与思考 　　作为一项刑罚执行的制度,缓刑集中体现刑罚的人道性、公正性和刑罚的社会化,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与轻微犯罪作斗争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我国的缓刑制度自扎根伊始,其适用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未尽完善之处。笔者试图以费县进三年来缓刑的适用情况为样本,来分析缓刑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一、缓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以费县近三年来的缓刑适用为样本 　　 　　(一)缓刑适用的罪名相对集中 　　费县2005年至2008年的判决中,适用缓刑的犯有交通肇事罪、盗窃罪、诈骗罪、寻衅滋事罪的被告人共有412人,约占判决缓刑总人数的68%,其中交通肇事罪更是占到了35%。上述四种犯罪往往造成被害人人身伤害和一定的经济损失,犯罪人只要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且向法院缴纳了一定的罚金,判处缓刑的几率就会很大。 　　(二)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比例高 　　由上表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比例均高于40%,2006年和2008年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率更是高达60%。 　　(三)贪污、贿赂案件适用缓刑的比例相对较高 　　上表系费县2005-2008年贪污、受贿案件适用缓刑情况汇总。由上表可以看出,贪污、受贿案件的缓刑适用率接近50%,明显高于一般犯罪案件。但是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国情,职务犯罪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案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不宜过多适用缓刑。而且这种基于国情和刑罚公平价值的考虑也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四)缓刑适用受制于强制措 　　由上表看出,强制措施为逮捕的案件缓刑适用率明显高于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案件。 　　(五)罚金的缴纳对缓刑的适用影响很大 　　在很多案件中,法院往往是“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罚金的缴纳成为是否判处缓刑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在制度层面上,缓刑裁量缺乏完整、科学的标准 　　缓刑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七十二条和七十四条。《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了缓刑的适用条件:“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这是缓刑的排除性规定。据此,适用缓刑的条件可以归纳为:(1)必须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2)必须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也是能够将犯罪分子置于社会之中的关键因素。就前两个条件而言,属于刚性的规定,就适用层面而言,并无太多争议,缓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于相对模糊、概括的第三项规定,导致法官在适用缓刑制度时进退失据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首先,刑法对于“犯罪情节”的表述不科学。对于犯罪情节的界定,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概念如何理解则更是各有千秋,执行起来没有一定的规范,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有些审判人员把“犯罪情节”理解为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也有审判人员把“犯罪情节”理解为犯罪者的主观恶性大小,还有审判人员更侧重从具体手段、动机来认识“犯罪情节”。这种各有侧重的理解使缓刑适用难免会出现“因人而异”的状况,有碍司法的统一性、严肃性。 　　其次,“悔罪表现”难以判断。“悔罪表现”仅就字面意思理解,可以认为是犯罪人在犯罪以后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悔悟,它被看作衡量犯罪人危险性的重要因素,也是缓刑裁量时的重要考察点。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个犯罪人怎样的行为才能被认为有真诚的罪行悔悟一直是工作中的难点。如果仅就主观意愿表达而言,大多数犯罪人在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后,都会表达出对罪行的忏悔之意,这种表达是否出于真心或者足够深刻(抑或是种策略式的表达)都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大多数审判人员只能从弥补损害后果这一点去考虑,如侵犯财产型犯罪中的退赃情况、侵犯人身犯罪中的赔偿情况等等,而更多的违反社会管理秩序、危害经济管理秩序的犯罪都无这种可以量化的直观标准。这时,法官的心证就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能够量化“悔罪表现”的罪行在缓刑适用中一直占据着较大的比例。 　　(3)“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难以把握。对这一条件,法官同样面临着缺乏具体操作规范的困境。司法实践中,只有极少数罪犯可以让法官肯定地作出“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判断。如职务犯罪中的犯罪人往往因为触犯该项罪名而失去所任职位,再犯同样罪行自然失去了现实的客观条件,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一直高于其他罪名。 　　(二)来自犯罪人方面的原因 　　在刑罚中,缓刑有着其它刑罚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它让犯罪的人重新回归社会,重新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