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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形而上解读 　　摘 要：中国提出的与东盟共建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使得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焕发出时代活力，这将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力推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应超越“遏制―制衡”的“相对主义”思维模式，定位于实现“互构的普遍主义”。并且，具有中国主体性贡献的“天下”世界观及其所蕴含的“无外”原则，应当成为规划及践行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所依凭的理念。 　　关键词： 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互构的普遍主义；“天下”理念；“无外”原则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3-0029-06 　　从2013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所作的有关表态，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关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部署来看，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会是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任务。 　　上述战略构想使得“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概念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本文拟在梳理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形成过程的基础上，从形而上的角度检视有关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然解读和应然定位，并探讨指导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理念。 　　一、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中外交往渠道和方式，关于其发展历程，国内外学界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①笔者亦无新的历史资料可资补充，故仅结合本文主旨择其重点加以摘录。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使用，可追溯至德国学者李希托芬（Fendinend Von Richthofen）于1887年出版的五卷本《中国亲程旅行记》。而且，其中还在一张地图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但未作阐释。[1]此后，法国学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1903年出版的《西突厥史料》中亦曾指出：“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2]而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于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当属正式使用并系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较早作品。[3] 　　据考证，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始自秦汉，兴于唐宋。[4]学界公认的关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航迹的记载见于班固所著《汉书》，其在“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述及：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5] 　　随着中华文明向心力的不断增强，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由互通有无的贸易通道转型为融物质与文化交流于一体的文明间对话方式。而且，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后盾的官方出海活动，如郑和下西洋，在民间层面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之外，又为海上丝绸之路注入了外交内涵。[4]（45-49）但自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降，由于中国国力的衰颓及海上优势丧失，国家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6]终日疲于“救亡图存”，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亦走向没落。[4]（108） 　　及至当下，古海上丝绸之路虽已不再，但其仍是中国与有关国家共忆悠久交往历史的重要话题。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6月6日由墨西哥总统培尼亚陪同参观奇琴伊察遗址时就曾表示：“历史上，两国文明交相辉映、互为借鉴，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促进两国贸易的同时，推动了双方文化交流，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7] 　　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在2013年中国通过密集的领导人谈话和重要会议文件，提出并阐述了与东盟共建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其中： 　　2013年9月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参观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时指出：“广西要抓住中国和东盟合作迈向‘钻石十年’的重大机遇，紧密对接东盟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市场，充分利用好西南中南出海大通道的独特区位优势，努力建设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9月5日，官方媒体以《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 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为题报道了此次活动和有关谈话。[8]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9]正式在外交场合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2013年10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2+7合作框架”的设想。并在阐述“稳步推进海上合作”的建议时再次呼吁中国与东盟“双方应积极行动起来，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