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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几点思考 　　摘要：法治精神是中国法治化道路的精神基石，但是国民的法治精神缺失的现象仍然令人忧虑。文章从培育法治精神的必要性出发，初步分析了国民法治精神缺失的几种表现，最后就如何培育国民的法治精神提出了几点思考。 　　 关键词：法治精神 ;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5-0040-02 　　法治精神，就是崇尚法治，坚持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法治精神缺失的现象还较为严重，法治精神是中国法治化道路的精神基石，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精神，不仅有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而且有利于依法治国的真正实现。 　　一、法治精神是中国法治化道路的精神基石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变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从法律的视角来看，是从传统治理模式向现代化法治治理模式的转变，而法治精神，是与现代化法治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国民精神，是中国法治化道路的精神基石。 　　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国家，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并非是理性政治文化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迫于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所作出的一种适应性选择，是由政府倡导并且自上而下地推行的。[1]从夏商周，到近现代，“法治”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其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实质是实现“德治”即“人治”的一种措施或手段。所谓“法者刑也”，“法者律也”。在重伦理、轻法制的儒家施政观――“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的影响下，造就了广大民众崇尚权力、崇尚人伦、崇尚礼仪的特性，所谓“德礼行为先”。人们盼清官，求无讼，轻法、畏法，拒法。这些思想观念和心理特性积淀、演化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更谈不上法治精神的存在，法治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缺失性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和起草了《宪法》、《刑法》等多部法律，对法制工作是重视的，但其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法制被践踏，公民的法治精神遭到了破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心思法，人心思治，我国迎来了塑造公民民主精神的大好时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字方针”;1999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法治的治国方略，确立了我国的法治体制;2012-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法治”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大要素，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法治方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表达了我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坚定决心。 　　法治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而是指人和人的关系是依据法律来维持的，其实质是依法而治。[2]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千百年来人类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状态。随着中国法治道路的推进，培育和弘扬国民的法治精神就成了题中之义。 　　二、法治精神在当代中国缺失的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和法治理论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国民的法治精神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国民的法治精神同样处于转型之中，即从“君权至上”，“君贵民轻”，“重权轻法”等人治思想向“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义”等法治理念的转型。国民的法治精神处于“转型时期”，缺失现象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性执法”的执法现象 　　所谓选择性执法，从字面意思看即法律可以“选择性”地实施，具体是指法律实施主体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区别对待的一种法律实施方式。也就是说，一部法律是否适用，对谁适用、在何时适用以及适用程度，皆取决于执法者自身的判断甚至好恶。2013年11月16日，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网上自述在杭州打车“被宰”，得到了网友的同情，但是当晚，杭州副市长向其道歉，引发网友倒戈，杨锦麟一天之内由一个“受害消费者”变成了“特权者”。与此类似的是，一名日本人在武汉丢了自行车，全城警察出动帮助寻找，并连夜发还被盗自行车，而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可能结局又不一样。两件事情集中说明，我国行政机关执法的选择性。在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容易引发社会热点、影响大的人物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