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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6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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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民主化研究新路径行为者方法与结构分析结合
寻找民主化研究新路径行为者方法与结构分析结合
[摘 要]近年来的国际民主化研究存在着两种主要研究途径:一种是行为者方法,另一种是结构方法。前者强调政治精英在转型过程中的能动性,强调政治行为者的领导技能、态度、战略选择、战略互动以及其他偶然因素的作用,拒绝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决定主义;后者强调宏观条件和环境在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认为政治体系的变革是由经济发展、文化模式、阶级结构或现代化的进程等因素决定的。这两种方法在分别解释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时各有优势,但各执一词,均存在明显缺陷而无法成为民主化研究的一般方法。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将民主化看作是结构条件下政治行为者的战略选择的产物,并注意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独特性,才能更充分地解释民主化的产生、过程及其结果。
[关键词]民主化 民主转型 民主巩固 行为者方法 结构方法
[作者简介]陈 尧(1972-),男,上海市人,政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民主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8-0025-10
20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格局,也推动了比较政治和民主理论的深入发展。但是,在一百多个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中,只有二十多个国家有效地建立了民主体制或者朝民主的方向发展,大多数民主化国家既非民主也非独裁。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选举民主的形式,却未能满足民主的实质,而是陷入了一个“灰色区域”。这些国家具有一些民主政治的特征如定期选举、有限的公民社会等,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民主赤字”如公民权利遭到忽视、代表性不足、司法不公等。随着处于“灰色区域”的国家日益增多,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便将这些国家分别贴上了半民主、形式民主、假民主、弱民主、部分民主、非自由主义民主、虚拟民主的标签。这一做法标志着民主化研究已经从转型阶段向巩固阶段转变,人们开始对转型之后民主政权的维持和稳定、民主制度的巩固、民主的质量和水平以及民主的前景展开广泛的、深入的讨论。
当民主巩固、民主质量的探讨逐渐成为民主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时,人们发现,民主化研究中盛行―时的行为者方法或过程分析已经无法解释政治转型之后民主发展的现实。之前曾经被忽视的结构方法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国际环境等宏观因素在民主巩固进程中成为关键变量,那些解释民主转型动因和过程的方法不再适用于解释民主巩固。由此看来,寻找新的方法来分析转型后的民主发展,成为民主化研究的首要任务。
一、民主转型的研究范式:行为者方法
在20世纪50一70年代,研究民主的大多数文献使用的是结构方法。关于民主前提的假设包括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制度以及能够创造民主生存的外部因素等,其中频繁被提到的民主前提是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而政治领导的角色、战略互动以及其他过程因素不是被完全忽略就是强调不够。
20世纪70年代以后,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与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不同的是,这一次民主化几乎波及了世界的所有角落――不管是较为发达的国家还是极其贫困的国家,不管是市场经济社会还是传统农业社会,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天主教国家,均卷入了民主变革的运动中。而且,这次民主化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历史趋势面前,大多数新的主流民主化文献不再关注所谓的民主前提,而是强调政治行为者的领导技能、态度、战略选择、战略互动以及其他偶然因素如机会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在强调政治领导的独立作用时,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决定主义均遭到拒绝。例如,莱文指出,“有效领导、组织力量、共识形成、对制度化的注意等因素,在许多情况下结合起来决定性地创造和巩固民主”。林兹等人指出,“我们认为,政治生存和解体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一个政治设计的问题”。尽管林兹偶尔也强调过结构因素对民主命运的重要影响,但他总体上认为,政治领导对许多国家民主巩固的成功发挥了决定作用。对此,韩国学者申都哲总结道,“在概念上,一个国家中可行民主的建立不再被看作是高度现代化发展的产物。相反,它只是被看作是精英中间的战略互动和安排,在不同类型的宪法、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之间选择的结果。……民主不再被看作是在一个不同的土壤中进行移植的稀少的、脆弱的植物。民主被看作是一个被制造的物品,可以在具有任何民主工匠和改革者的地方产生。通常人们认为民主可以制造和推进,甚至在一个文化和结构条件完全不利的环境下生存和成长”。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斯托已开始挑战传统结构主义的观点,将行为者的能动性纳入民主化研究中,实现了从功能主义方法向过程分析的转变。为了在功能论与过程论之间进行区别,他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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