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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宝搜神记价值和意义 　　晋代新蔡人干宝，是一位很有学识、文笔优美的史官，曾任过山阴令、始安太守、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等官职，著有《晋纪》二十卷。《晋书》卷八十二《干宝传》称“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干宝一生著述很多，除了《晋纪》，还著有《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数十篇，还有杂文集行于世：而影响最大最值得称道的则是《搜神记》。 　　据《晋书?干宝传》记载，干宝撰写《搜神记》的缘由颇有些传奇色彩：因为尝感于其父婢死而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乃撰此书。客观地看，干宝撰写《搜神记》，其实是和他的经历学识见闻有关。干宝是个兴趣广泛之人，不仅读书甚多，而且阅历也很丰富，博闻强记，对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古今中外的许多轶闻趣事都颇加留意，并能给予思考，又特别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 　　干宝撰写的《搜神记》，记述了从上古到汉晋时期的大量传说，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有很多故事，应是干宝长期搜集而来，涉及的范围很广，包罗的面也甚宽；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在其注视的视野之中。由于此书传说色彩较浓，所以史书说《搜神记》有“博采异同，遂混虚实”的特点。其实这正是干宝撰写此书的成功之处，正如他在《搜神记序》中所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哉”。所以他并不简单地抄录传说，而是在搜集的素材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将生活中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融为一体，使这些传说故事更为典型和耐读，终提升到文学作品的高度。 　　汉代上承先秦，下启晋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异常活跃，是个绚丽多彩的时代。汉代在主流学术方面崇尚儒学，文学方面则流行汉赋。魏晋六朝时期承继了汉代的很多传统，在主流学术和文学方面也依然保持着汉代的流风遗韵。魏晋六朝时期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时尚，如文人与名士们的谈玄隐逸之风，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和文人们对社会事物和芸芸众生的兴趣变得更加广泛，文笔与体载也更加活跃，笔记小说这种新的文学形式也就应运而生了。干宝便是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的主要发轫者之一。 　　干宝因任过官职，并当过史官，称为“良史”，用历史的眼光看应属于那个时代的主流学者；再说撰著《晋纪》和注《周易》《周官》等书，在学问上也有相当的成就。但他并不拘泥于这些成就，并不因为走正统治学之路而压抑了自己广泛的兴趣和才情；在文学上也不愿追随诗赋的潮流，而是另辟蹊径，创作了别开生面的《搜神记》。由此可见，《搜神记》的诞生与时代背景是大有关系的，同时也与干宝思维的活跃和独特的性情以及广泛的兴趣有关。干宝在《进搜神记表》中说：“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干宝在序言中又自叙，他撰著的此书既有“承于前载者”，更有“采访近世之事”，“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虽然他说这部著述目的是“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其实书中并不局限于“神道”之说，很多篇章都突破了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藩篱，体现了追述历史和关注社会的取材与寓意。无论是从笔记的角度或是从志怪小说的角度来看，《搜神记》都显示出很高的价值。 　　 　　一、《搜神记》的史料价值 　　 　　《搜神记》中有些故事曾是当时广为流传的，如孝子董永的故事，在汉代画像中就有描绘，在山东、河南、江苏、四川等很多地方考古发现的汉代墓葬中都出土有此类画像。而董永故事的文本记载，则主要见于《搜神记》。它经过干宝的整理记载，为研究汉画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嫦娥奔月的故事，也是汉代画像中描绘较多的题材，《搜神记》对此也有记载：“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这亦为汉画研究提供了依据和便利。 　　又譬如张仪修筑成都城的传说，《搜神记》卷十三中记述“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关于秦朝统一巴蜀后张仪在成都筑“龟城”的说法，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条重要史料。汉代扬雄《蜀王本纪》曾记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今于长安同制”。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载“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扬雄和常璩的著述中都没有提到“龟城”；但“龟城”这个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很可能是当时流传颇广的民间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