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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之需对于贺麟经济与道德问题思考 　　摘要：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言论往往为政治现实服务，所以，对贺麟提出的道德决定经济等唯心主义命题，我们应秉持一份理解的态度。 　　关键词：贺麟经济与道德民族精神 　　在《文化与人生》的序言中，贺麟说书中的每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前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个人读书思想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的解答⑴。贺麟从当时的现实问题出发，记录下了自己的思考，他说有我的时代，我的问题，我的精神需要，这些文字都是解答在我的时代中困扰着我的问题，并满足我所感到的精神需要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往往只希冀谋取最高利润，读了贺麟的文字，或许能带给我们一种重新思考问题的方式。 　　对经济与道德问题的讨论在古代就有迹可循，注重经济的如管子的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孟子的苟无恒产，将无恒心，偏重道德的则有管子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兴，国乃灭亡等。古代圣贤的名言中，既有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也有饱暖思淫欲，经济与道德孰轻孰重，对这些看似冲突的言论，贺麟认为并不矛盾，他说有公共理论可以解释。 　　贺麟认为经济的贫乏与道德的好坏并无必然的函数关系，不能以经济的贫富作道德好坏的标准，真正的道德不随经济状况为转移，反而能利用经济力量作为善或恶的工具。比如，道德好的人在富有时可多做善事，贫困时少做罢了，但道德坏的人则在富时可利用经济力量做更多邪恶的事，而贫困时，力量有限，会做的少些。贺麟说，为经济所决定的道德，可随经济的改进而改进，可随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解决，因其本身即纯是经济问题，而非真正的道德问题⑶。他列举乾隆时的和?|，说明一个经济富足繁荣的社会或国家，可以产生真正不道德的人，弄得该国陷于贫困与毁灭，反之亦然，一个经济破产、民生凋敝的国家，亦可以产生具有真正道德的人，创造并利用经济的力量，以达到经济的复兴。对于经济本身，他说经济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力征服自然的收获。野生的草木，野生的禽兽，未开发的矿产，未疏浚的河道，未航行的江湖海面，均不是经济。不仅不是经济，而且有时是反经济。譬如野兽不仅不能供人用，而且反将噬人；江河不仅不能资灌溉交通，而且反将酿成水灾阻碍交通。足见自然非经济，必利用自然方是经济。⑷广义来说，所有的经济皆是计划经济，贺麟认为一个人的行为虽表面上好似受经济的支配，而其实乃是受那经济背后的主人公的意志的支配⑸。 　　所以，贺麟提出了道德决定经济的道德学说，肯定了道德的重要作用。 　　但历史在前进，意识形态脱离了原有的发展空间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对此贺麟提出了新道德问题。他对重农抑商，轻视工商文明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评，他说商贾大都比农人好动，对于商人打破风俗习惯，改革旧礼教，对新道德产生的特殊贡献给予了肯定。贺麟说厉行工业化或进行物质建设，既是建国的方案，而亦是时代的需要⑹。从政治上讲，如果中国被动地走上工业化，那么任人鱼肉的悲惨遭遇就在所难免了，因为许多殖民地的工业化和物质建设都是别人代为操劳的，所以我们的道德观念也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试看苏联于三个五年计划成功之时，苏联人民于抵抗德国的侵略时，所表现的忠勇、信义和爱国精神，便可知物质建设的成功，亦有足以鼓舞起新精神，产生一种新道德之处了。⑺贺麟的《物质建设与培养工商业人才》这篇文章证明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新道德的产生，这充分体现了贺麟对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的一种开放性心态。 　　随着现代化目标的全面提出，那道德的现代化则必不可少了，《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就探讨了在新时期思想道德现代化的问题。贺麟说体的方面，若没有现代化的思想道德以植之基，则用的方面，仅生硬地输入些同代化的物质工具，也绝不会消化利用而有成效。离开思想道德的现代化，而单谈物质工具的现代化，便是舍本逐末⑻。在他看来，道德决定经济说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当时。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贺麟对经济与道德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之前他总强调道德决定经济，但这里他却分几个层面来讲，在哲学理论上，他说精神与物质乃一实在之两面，不能互为因果，互相决定，他之前讽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涉及物质经济方面的部门嗤之以鼻，这里则说无论物质经济的部门还是思想文化的部门，都应合理存在，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虽然三篇文章均发表于1938年，但观点明显有些变化。 　　作为新心学的主要代表，贺麟提出的大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道德决定经济便是如此。他认为唯物论虽标榜为新哲学，其实仍回到心物交感的旧说，并没有多少学理的基础⑼。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贺麟也是十分讽刺，如果照极端的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条件决定思想道德的人的说法，则我们所有这些学术机关、文化机关，皆可一律改为工人，改成实业机关，而将所有的一切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完全听凭物质环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