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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证人宣誓制度他重意义 　　[摘要]：对证人宣誓制度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中国的本土资源能否承载具有宗教信仰基础的证人宣誓制度。现代各国的证人宣誓制度已不再强求宗教信仰基础，以郑重承诺制度为代表的宣誓制度值得借鉴。郑重承诺制度能为中国的法律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精神层面带来建构性因素――激发个人对信仰的、良心及理性的反思。 　　[关键词]：宣誓　郑重陈述　良心　理性 　　 　　一、引论 　　 　　本文所言之证人宣誓，是指证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向法庭宣誓，就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如实作证的行为。关于早期的英美和大陆各国审判中的宣誓制度及其发展，已有资料详加介绍，在此不必赘述。本文主要做如下思考：第一，宣誓制度在剥离了宗教基础之后仍否有积极意义?第二，制度引入对整个法律文化或者社会文化的建构性意义，在讨论本土资源与外来制度是否契合的同时，外来制度是否可能向作为个体的人发起一种更深层次的追问? 　　 　　二、宗教性因素的剥离 　　 　　在英美法国家，法律上把证人作证的仪式活动分成两类：宣誓仪式和郑重陈述的仪式(0aths，and AIfirmations，)。在英国，普通法上曾规定，所有证人都必须宣誓，但这个规则已经被一系列法规更改(如：《1999年青少年司法和形式证据法》(YJCEAA)第55-57条。)现在，证人可以不宣誓，除非他已满14周岁，并有足够能力理解法庭的庄严和宣誓所代表的说真话的特殊责任。由于没有宗教信仰而可以不宣誓者，得采用无须提到上帝的誓愿(affirm)方式。在美国，证人在作证前应当声明如实提供证言，通过宣誓或者虽不宣誓但以旨在激发证人良知和加强责任感的方式进行。具体操作中，法官主持证人宣誓或做出郑重陈述，以较为灵活的方法来唤起证人的良知，只是要尽量避免不同的宣誓方式导致不应有的偏见和歧视。 　　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7条的规定，讯问之前法官应当告之证人陈述真实之义务，并就宣誓之意义、宗教性与非宗教性宣誓之选择可能性，以及虚伪陈述之刑法后果详以告之。证人以全能和全知的上帝名义发誓，他所说的除了事实没有其他，也没有掩盖任何事实。证人也可以省略对上帝的乞灵，甚至可以将“我发誓”的说法换成“我肯定”的提法。 　　在日本，审判长在询问证人以前，要让其宣誓，告知作伪证的处罚。宣誓时要宣读载有“根据良心叙述真实情况，毫无隐瞒，也不添加任何不实之言”的宣誓书，并署名按印。 　　可以看出，宣誓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它的原有含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宣誓本身的证据意义转变为程序性意义，作为保障证言真实性的手段之一。其次，以宗教信仰为约束力转变为以法律制裁为约束力，即对违法性制裁(伪证罪)的恐惧。第三，郑重陈述制度以及类似制度的诞生，使宣誓制度的精神基础开始从宗教信仰中剥离出来，而求助于对证人良心和理性的质问。 　　 　　三、剥离宗教信仰之后证人宣誓的程序意义 　　 　　早期诉讼活动的进行往往依靠诉讼参与人的陈述，宣誓方法在古代神示证据制度中得到了大量运用，但此时的宣誓只有神明裁判的作用而没有质问诉讼参与人良心以及道德警醒之作用。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法律要求所有的证人都应当进行宣誓，这种宣誓是向上帝进行祈祷的仪式，通过上帝可能降临的惩罚保障证言的真实性。因此，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宣誓此时成为证人适格性的要求之一。 　　现代宣誓制度之主要目的不在确定证言的真伪，而在于规范证人出庭程序，强调证人作证的严肃性，强化其责任感。宣誓不再是法官确认证人证言真实性的当然根据，而只是作为提醒证人如实作证义务和保证证言可信性的一个条件。 　　以郑重陈述方式出现的宣誓制度可为中国借鉴。 　　首先，郑重陈述仪式正好符合了中国社会宗教信仰缺失的实际状况，转而诉诸良心、理性和法律责任。 　　在逐渐认识到宗教宣誓的非普适性和非理性因素后，作为宣誓替代品的“郑重陈述”仪式出现了。台湾学者陈朴生有言，“盖宣誓，源于宗教信仰，基于人类对神忠诚之精神而产生。现今神权思想日趋淡薄，取代以法律之制裁，即荣奉基督教之美国亦次第承认异教之宣誓方式，进而许承诺(affirmation)为真实陈述，以代替誓言”。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由鬼神观念产生的对别个世界的畏惧还是儒家的伦理教条，都不能等同于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这个事实本身并不存在褒贬之意味，宗教的产生乃诸多社会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社会“以道德代替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是确信不疑的事实。剥离了宗教成分的“郑重陈述”仪式转而关注对良心、理性和法律权威的挖掘，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郑重陈述仪式同样具有宣誓的剧场化效果。 　　宗教宣誓由于存在特殊的仪式(动作)和物件(圣经)，可能更容易呈现出剧场化效果。但宗教因素并非剧场化效果的唯一成因。恰恰法律程序本身就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