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期士绅权力合法性渊源探究.docVIP

帝制时期士绅权力合法性渊源探究 　　摘 要：绅权在帝制时期对国家――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切影响。但绅权往往被排除于正式权力之外，其延续千年的合法性渊源何在？结??功能主义的视角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绅权的合法性源于士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的整合。士绅属于特权阶层，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与国家权力一致，不对君权构成威胁。于国家权力而言，绅权是为弥补贵族制度式微和基层国家权力萎缩所造成的权力失衡而生，其能够维持地方秩序，抑制士族权力，协助国家权力完成赋税徭役的征发，缓和民众对国家权力的怨恨。于基层社会而言，绅权能消极地保障宗族不受国家权力伤害，更能积极地主持地方公共事务，维持基层社会有序运作。 　　关键词：绅权；合法性；权力结构；功能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0-0177-03 　　历史剧《雍正王朝》中，田文镜于河南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引发生员罢考，御史弹劾，朝野震动[1]①。作为政策实施对象的士绅是何种群体？缘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以前的学者从词源学[2][3]、词汇演变[4]、人员构成[5][6][7][8]等从角度界定了士绅的内涵和外延。其中，学术争鸣鼎盛，对士绅概念的界定也大有不同，有的学者对其做缩小解释[9]，有的学者做扩大解释[11]，将其等同于地方社会精英。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有一点却为学者所公认，那便是功名。平心而论，概念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概念争鸣印证着学术自由之精神，但背离概念初始之义，夸大概念，将在财富、权力、声望[12]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基层社会群体统统划为士绅的做法值得质疑和商榷。在此，研究采用士绅的原意，即“士大夫居乡者为绅”[9]，也就是处于预备、离职、赋闲，或退休阶段的有功名者。 　　理论上讲，尽管士绅是有功名者，但并非在职官员。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实际上，士绅群体享有权利，拥有权力：依据田文镜推行政策之意，以前士绅不用当差，不用纳粮，其具有徭役和赋税的豁免权；士绅利益受损之时能够调动直隶总督、监察御史这样的高级官员为其站台呐喊，可见其影响力之大。帝制时期，由于征发赋税徭役、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国家权力不停地向广袤的乡土社会渗透，如秦汉的“三老制”、魏晋南北朝的“三长制”、隋唐的“乡里村制”、宋的“保甲制”、元明的“里甲制”、清的“保甲制”[13]。这些基层政权组织是国家权力体系组成部分，拥有国家正式权力。但实际上，同处基层的士绅在维持秩序、道德教化、基础设施建设、仲裁等方面拥有一系列的权力，甚至将基层政权组织的声音淹没。而士绅权力并非国家正式权力，其合法性[14]渊源何在？也就是说士绅的统治如何得到国家权力的认可和民众的信任？ 　　一、绅权的产生 　　欲探究绅权的合法性，则需要从其根源上挖掘绅权的产生机制和变化规律。绅权嵌合于社会制度之中，而历史上中国社会经历了封建、帝制和民治三个时期[15]。 　　封建时期，族权与政权合一，分封宗法制度渗透到社会的肌理，世卿世禄成为永恒的旋律。贵族即官员，官员即贵族，贵族群体牢牢掌握着科层体制。虽然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只是名义上的，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贵族和天子（或王）分享国家权力，并没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一时期，基层权力为贵族官僚掌握，爵位和权力伴随终生且代代相传，绅权没有生存的土壤。 　　礼崩乐坏，春秋变革，战国纵横，秦皇一统，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巨大变革。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被职业官僚制度所取代。与贵族能够分享君主权力不同，职业官僚与君主更像是一种雇佣关系。基层社会为国家赋税徭役的承担方，是帝国得以生存的基石，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由于原有的族权即政权的体制崩溃，为了维持帝国的运作，君主委派职业官员管控基层社会，“三老制” “三长制” “保甲制”都是国家掌控基层社会的手段。但令人沮丧的是，国家权力掌控基层社会往往左支右绌，统治乏力。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国家财赋、智力及军力所限。帝制时期，国家财赋、官员数量和统治军力的有限性致使国家完备的权力设施只能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最多只能委派乡官或改造基层组织。这种孱弱的治理方式根本不能应付基层社会秩序维系、农田水利建设、社会救助、道德教化的需要。如果要满足这些需要，则必须挖掘本土社会资源。本土社会资源指的就是本土精英的力量。士绅为读书人，价值观与国家权力最为一致，与国家权力的联系紧密，在历来注重通过功名“光宗耀祖”的乡土社会中名望最高，无可争议地成为国家权力与民众之间的中间人。而这也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由直接统治转变为依靠士绅的间接统治。 　　历史的变革，通常存在一个规律：旧制度面临崩溃，但新制度又无法弥补旧制度崩溃造成的社会功能缺失。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