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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如何发展自己传统与教学经验_000002 　　三、转向实践性智慧 　　 　　 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数学教育传统而言，当前较为流行的一些数学教学模式（方法）不仅更为具体，而且也更为清楚地体现了一线教师的自觉努力，即是希望通过积极的教学实践总结出普遍性的教学模式（方法），用此即可对改进教学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由于这正是以下所提及的“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模式与“后‘茶馆式’教学”方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曾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过程，相应的教师也都明确强调了教学模式（方法）的发展性，即是我们应当随着时代的进步对模式作出新的发展。因此，以此为实例进行对照分析，我们也就可以获得关于“如何发展自己的传统与教学经验”的有益启示。 　　 具体地说，所谓的“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模式是江苏南通市著名数学教师李庾南老师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积极倡导的一个教学模式。李庾南老师曾对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作了如下的概括：“虽然‘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名称没变，但内涵已有很大的变化。这也表明，任何教学模式都有其时代合理性，但如果固守这一合理性，自我封闭，而无视时代的变化，不对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和改进，那么其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17]）另外，如果说“读读、议议、练练、讲讲”集中表明了上海的段力佩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茶馆式教学”的主要特征，那么，现今所说的“后‘茶馆式’教学”则已将此发展成了“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做做”，也即由单纯的“书中学”发展成为“‘书中学’和‘做中学’两种方式并存。”（[18]） 　　 应当强调的是，尽管这两种教学模式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它们都形成于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式实施之前，但这显然又可被看成这两者的又一共同特点，即是都特别强调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从而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与新一轮课程改革基本理念的一致性，尽管人们普遍地认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一些主要理念体现了西方的影响。例如，这也就如马飞龙教授在接受访问时所指出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日本……的课程改革倡导建构主义、学生中心、创造性、批判性、一般能力等。这些是来自西方的影响。”（[5]） 　　 笔者以为，正是这种所说的“一致性”为新一轮课程改革在中国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内在基础，而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生长点”，一种纯粹由外部引入的理念或做法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扎下根来，并得到健康的成长。 　　 进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反思，我们在此似乎又可直接引出这样一个结论：与纯粹的“外部输入”相比较，更加重视“内在成分”的生成与推广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改革方式，包括如何通过“内外成分”的比较,更为清楚地去认识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对已有的经验作出新的必要发展。 　　 其次，这也是这两种教学模式或教学方法的一条共同发展轨迹，即是由主要集中于学生的（有意义的）“接受性学习”转而认识到了应当更加重视学生的“研究性学习”。例如，这事实上就可被看成所谓的“书中学”与“做中学”的主要区分所在：“我们把学生掌握间接知识的有意义接受性学习称作‘书中学’，把学生掌握直接知识的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称作‘做中学’。”（[18]）另外，由李庾南老师关于学生自学活动三个水平的以下区分,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所说的发展或变化：“在‘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的课堂中，一般有三种水平的自学活动：一是‘接受性’的自学活动，即自学演绎性材料……习得知识；二是‘生成性’的自学活动，即在新知识的背景，或凸显知识本质特点的情境中，自主建构知识；三是‘创新性’的自学活动，即由思维的拓展延伸、知识的迁移形成新知识。”（[17]） 　　 应当强调的是，上述的共同点事实上也就集中地体现了数学教育的整体性发展，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对于一线教学工作的重要影响。更为一般地说，这也就是指，我们应当始终坚持“放眼世界、立足本土”这样一个基本立场。（[19]）特别是，即应认真地学习与吸取国外的有益思想和经验，从而达到更大的先进性和前沿性。 　　 另外，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笔者以为，我们在此又可看到这样一条发展线索，即是由先前主要集中于教法的研究转而认识到了应当更加重视对学生的研究。这就正如李庾南老师所指出的：“我们由首先研究‘教’到首先研究‘学’，研究‘主体性学程’的导进技艺。”（[17]） 　　上述的发展显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对于学生数学学习活动，特别是内在思维过程的很好了解，正是教学工作的一个直接前提：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了教师应当如何去教，也关系到了我们应当教什么样的数学，直至数学教育的基本目标。然而，也正是以国际上的相关发展为背景去进行思考，我们就可发现这方面工作的一个不足之处。具体地说，这正是国际数学教育理论研究自2000年以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如果说在先前人们主要集中于学生的学习活动，那么，对于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