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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知识组织论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对知识组织论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理论研究方面，马费成、刘洪波、王知津、蒋永福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限于技术方法方面。应该继续深化和拓宽知识组织论研究。未来的知识组织论研究，应该在以下三方面取得进展：技术方法研究、认知观研究和“知识――权力”问题研究。 　　关键词　知识组织　研究进展　未来展望 　　 　　通俗地说，知识组织是指对知识客体所进行的诸如整理、加工、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其方法。知识组织论就是关于知识组织的理论与方法。从渊源上说，知识组织论是从以文献分类、标引、编排等为内容的文献组织理论升华和深化而来，1993年久负盛名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更名为《知识组织》，就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知识组织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对知识组织问题的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不过，近几年的知识组织论研究主要限于具体技术方法问题，而缺乏深度理论研究，在理论拓宽与创新方面似乎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冷却”迹象。鉴于此，笔者认为，认真梳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审慎探讨和规划未来发展路向是必要的。 　　 　　1、我国知识组织论研究的简要回顾 　　我国最早使用“知识组织”一词的是著名学者袁翰青教授。他在其1964年发表的《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一文中指出：“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更明确一点可以说，文献工作是将分散记录起来的知识，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经过学术分析与抽出之后，用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对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便利，能随时被检索到并参考利用。通常所谓文献工作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知识组织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检索工作的一方面”。从现代知识组织论研究范围看，“情报检索的工作”实际上属于知识组织工作的一部分，看来袁翰青教授尽管最早使用“知识组织”一词，但他似乎尚未注意文献组织和知识组织的区别。 　　第一个将知识组织与文献组织加以区分的是马费成教授。他在1983年就指出：“用文献为基本单元来评价、表示和组织知识所得到的，仅仅是知识组织和利用的‘物理解’，而非‘情报解’”。在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时，马教授认为：“这种状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文献具有特殊的偏好，而是人类还没有找到知识的有效表达方式；一旦着手研究知识时，不得不退却到文献这一层次，用文献间接地表示知识”。后来，马教授又明确指出：“知识信息的表达与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应该说，马教授的判断具有前瞻性，符合图书馆知识组织的未来发展目标。后来，马教授于2006年发表《概念地图在知识表示和知识评价中的应用》系列文章，较深入地探讨了用概念地图方法表示知识和评价知识的理论模型，这是布鲁克斯“知识地图”设想的进一步理论深化，具有较高的原创价值。 　　在我国，知识组织理论研究能够兴起并取得较系统进展，应首先归功于刘洪波先生。1991年，刘洪波有感于知识交流论不能解释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而发表了以“知识组织论”为题名的力作――《知识组织论――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一种说明》。文中指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是知识组织。……图书馆知识组织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结构的模拟和对大脑知识记忆结构的近似模拟”。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图书馆知识组织模拟了公共知识结构。……图书馆知识组织状态必须从公共知识结构进一步向个体的知识结构模式回溯”。刘洪波的意思是说，现有的图书馆知识组织方法如分类法，是对公共知识结构的模拟，而这种对公共知识结构的模拟是否有效，就要看其模拟结果与用户的个体知识结构的吻合程度。这一判断，已经很接近贝尔金的“知识非常态状态”、德尔文的“意义建构论”等“认知学派”观点。1990年代初，刘洪波的知识组织论研究是在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处于低谷时期出现的亮丽风景线。非常遗憾的是，刘洪波于1993年离开了图书馆界，至此，理论层面的知识组织论研究告一段落。 　　令人欣慰的是，从1998年起，王知津教授开始涉足知识组织论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王知津教授的知识组织论观点及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①从知识组织角度分析了知识的结构，并分析指出了一、二、三次文献形成的知识组织机理。认为知识由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两种因素构成，表现为网状结构；知识关联在产生新知识、形成新文献中起着重要作用，是知识有序化的必要条件；由于知识组织针对的微观对象(知识因子、知识关联)不同，所以文献有一、二、三次之别。②分析了情报组织的局限性，指出了情报组织向知识组织转移的必要性。认为情报组织局限在情报存贮与检索系统领域，不能适应信息社会乃至知识社会的发展，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