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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辨析 　　摘要：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圣人；戴震；儒学；学问；圣人之道 　　中图分类号：B24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4-0056-005 　　 　　圣人死了，但圣人之道在六经，这是两汉以迄戴震的儒家学者的基本共识：而六经所载的圣人之道究竟何指，则是戴震与前此儒家学者分歧最大的根本问题。在戴震看来，孔子以前的儒家圣贤如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等以身行道，其致治之法即文章所载之道。至周道衰而弃为陈迹：孔子不得执政之位。因而只能删节编纂先王所遗文章，昌明社会治乱之故、制度礼乐因革之宜以遗世垂教：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者明圣人之道也就只能本诸圣人载道之书如六经了。 　　由于圣人死了。欲明圣人之道只有本诸六经：由于圣人死了。本诸六经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就必须有所根据：由于圣人死了，所明之道还必须诉诸践行以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否则就是诬圣乱经且祸害天下。这就是戴震关于孔孟以后儒家学者治学问道的动机、手段、路径和旨归的思考和结论。 　　 　　一、如何治经? 　　 　　经学，即关于儒学经典解释和研究的学问。是两汉以降儒家学者治学问道的主要形态：以诠释儒学经典的方式传承接续儒学思想。是儒学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式，也可以称为儒学的经典诠释学。由于诠释经典的动机、手段、路径和旨归的不同。儒学的经典诠释学又可以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流派。汉学，即“训诂之学”，也就是以文字考订和名物制度训诂的方法，揭明儒学先王先圣所遗制数的学问。因其治学方法和旨归的局限，而被后世讥为繁琐拘泥、琐短?。戴震认为：“后之论汉儒者。辄日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汉学之弊不在治经方法而在旨归。宋学，即“义理之学”，也就是研究经典义理的方法以明其道的学问，因救汉学之弊而失之偏。直逐义理而疏于考据。戴震指出：“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释言以为之传导也。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汉学之得在于考据求实而失于心无求是，宋学之失在于善于凿空而得于深求义理。这就是戴震关于前此经学历史的治经方法的得失总结。就治经方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而言。戴震轻宋重汉的取舍倾向是明显的；在他看来，由字学、故训和音声等训诂方法理解和解释经典。是儒学之经典诠释学的必由之路。戴震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明确指出：“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戴震治经方法上轻宋重汉的取舍倾向。在当时就产生了双重误解：一方面是认定戴震学问的精华在于考据学。而探讨义理则是他将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另一方面认为戴震心术不正。“则丑詈程、朱，诋侮董、韩，自许孟子后之一人，可谓无忌惮矣”。近现代则称之为考据学之皖派经学大师或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没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戴震学术思想的实质。 　　戴震首先是一位经学大家。戴震治经，以训诂考据为手段。以揭明经典义理为宗旨，容易给人以兼采汉宋、左右逢源的印象。因此他对宋儒的理论批判也就招致了“心术未醇”、“饮水而忘源”的指责。其实，戴震治经的主要特点是志存闻道、贵在自得。志存闻道，就可以不必依傍师承门户；贵在自得，就能以学问扩充德性。他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时附会；晋人附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学也，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志存闻道，治经的动机无非是追求真理。贵在自得，治经的过程也就是治经者德性扩充、学问精进，道德文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