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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人民建议制度若干问题及其展望 　　征集人民建议制度是信访制度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信访。它们的区别在于，信访制度是被动的，而征集人民建议制度是主动的。作为一种新形式的信访制度，目的也许是想克服目前信访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但受制于信访传统模式的局限，征集人民建议制度在法理上存在若干无法克服的民主法治缺陷，应加以重视： 　　一、征集人民建议制度不能解决信访制度所存在的人治问题 　　诚然，一个服务于社会的政府，要听取人民的声音。但同样是“听取人民声音”，现代民主法治政府与封建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封建社会看，“听取人民声音”，充其量是一种开明君主的帝王心态。暴君明主的本质区别之一就在于后者能够广开言路，倾听不同的声音。中国历史上，征集和听取人民的声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开明之治的表现。战国时的故事“邹忌讽齐王纳谏”讲述了广开言路、纳谏的重要性。而中国古代尧、舜、禹之治往往被歌颂为广开言路的典范。清代诗人政治家龚自珍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呼吁封建统治者能够广开言路。朝鲜历史上甚至有一个走出皇宫倾听官吏、文人学士、士兵和农民意见的皇帝 （朝鲜英祖皇帝1721即位） 。但封建皇帝听取人民声音的时候，皇帝是主角，皇帝想不想听，想听什么，听后如何处置等完全取决于皇帝。所以，中国历史上虽有一些能够倾听人民声音的君王，但绝大多数皇帝都是专制暴君。其特点是想听取才听取，不想听就不理，甚至还要追究。而由于中国传统封建政治的特点，没有哪个皇帝能够真正做到倾听人民声音的。必须指出，1957年“反右”，就是这样一种“听取人民意见”制度的产物。结果是310万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向党和政府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公民被打成右派。 　　与此相反，民主法治社会的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是人民当家做主的表现。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人民的声音是政府行为的指南。政府不仅要听取人民声音，而且要敬畏人民，服从人民的意愿。在民主法治条件下，政府是不是听取人民声音，不是取决于政府，政府也不能想听就听，想不听就不听。因为民主法治下的政府，本质上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行使主权的一种方式。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仆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人民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出于人民的利益考虑，人民的利益是政府的最高行为目标。在这条件下，政府是不是听取人民的声音，已经不是政府主观意愿的一种表现，而是人民主权能否有效行使，政府是否完全按照人民意愿办事行使权力的问题。与此相适应，政府听取人民声音的形式，也从封建社会的纳谏、广开言路，到更多地表现为人民监督权、参与权和知情权的发展，或直接表现为人民基本权利如监督权、参政权和知情权的行使。一个现代的民主和法治国家，不是保证人民有纳谏、广开言路的可能，而是要充分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监督权、参与权和知情权。这就要求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在治国的理念和方式上，要超越开明君主救世主或人治的治国心态，从为民做主转向民主，从人治转向法治，真正实现治国方略的转变。 　　二、征集人民建议制度的理念缺乏合理性 　　从征集人民建议制度的目的看，可能是出于“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的纽带”这一想法。但这里的“联系”和“纽带”都值得反思。比如，“党和政府联系人民”是我们讲得比较多的一个说法。但不妨问一下，党和政府为什么要联系群众？众所周知，我国长期的政治理论并不承认社会契约论，一般把近代以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学说。在这前提下，我国人民政权长期被看作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果。另一方面，为人民服务又是我国党和政府长期倡导的政治道义。但否认了社会契约，为人民服务似乎就缺少了社会的依托和某种必然性。事实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为人民服务之间似乎缺乏某种必然的联系。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的封建王朝都是通过“枪杆子”取得的，为什么这些封建政权没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反过来，近代以来民主法治的发展，却使社会契约成为一种“空气般的存在”，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为政府的基本政治道义，而且是一个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在这情况下，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不是如何或怎样与人民相联系的问题，而且政府来源于人民的选择，服务于人民的选择目的和必须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同样，“纽带”说也是如此。政府和人民之间有没有纽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人民是不是有权监督政府。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政府，时刻受到人民的监督是“权为民所用”的基本保证。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 　　必须强调，政府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通过对黑格尔国家优于社会的法哲学批判，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国家观，明确社会先于国家，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社会制约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