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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淫秽色情法律思考 　　淫秽色情物品一直是我国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国家一贯的态度是，淫秽色情信息即使对国家安全危害不大，但对人民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有危害，特别是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如何认定和规制淫秽色情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不仅要和正常的生理知识、艺术作品相区分，同时也是保护一部分表达自由的过程。 　　 　　硬币之两面：分口管理体制与体制外打击 　　 　　国家对不同的媒介分口管理：音像、书籍、报纸、杂志、广播、影视、其他印刷品和文化出版物等等。这些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复制和传播的“端点”，不仅对宣传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有重要作用，也可以控制非法信息的生产传播。在计划体制时期，国家主要防范的是第一类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言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另外两类内容――淫秽色情以及其他侵权行为(如盗版和侵犯隐私名誉)――变得越来越突出。它们不仅通过正式出版渠道打擦边球，更通过非法设立的渠道进行传播。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传播淫秽色情图片信息成本降低，变得相对容易，而发现这些非法行为的概率却没有相应提高。在常规治理模式开始失灵的情况下，国家采取了非常规的治理方式：集中整治的运动式治理。它不仅能够施加高压，广泛动员各种力量进行配合完成目标，还可以提高效率，减少日常治理的成本。 　　就淫秽色情内容来讲，我国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淫秽内容被和“反动、荒诞”的内容放在一起予以禁止。在当时起草的《图书杂志审查处理暂行条例(草案)》中，禁止“宣扬盗窃、淫秽、凶杀、纵火及其他犯罪行为，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败坏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的”图书杂志。这主要是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文化来清理的，也没有规定具体的认定标准和程序。 　　1985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第一次统一规定了查禁淫秽物品的范围和标准，并部署了禁止淫秽物品的管理体制和分工。之后公安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海关总署分别制定了对口实施办法。新闻出版总署作为图书出版行业的主要管理部门，成为打击淫秽物品的主管牵头部门，先后制定了重要的《关于重申严禁淫秽出版物的规定》(1988年7月5日)和《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1988年12月27日)，更加详细地规定了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 　　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进一步加大对淫秽物品相关犯罪的打击力度。1997年新刑法确认了这些罪名。至此，我国打击淫秽色情物品的法律体系逐渐完善。 　　 　　互联网的挑战 　　 　　互联网的出现无疑给淫秽色情监管带来了挑战。首先，国外的淫秽图片更加容易传入国内，使得传播变得极其方便。一些影视作品可以不通过审查就通过网站进行大规模复制传播，受众更加广泛。 　　互联网融合了之前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淫秽物品，使得原来对口管理变得困难，特别是大量夹杂色情内容的非法网站的出现防不胜防。传统形式的淫秽色情物品需要通过出版渠道进行生产分发和传播，包括书籍、报纸、杂志、图书、画册、挂历、音像制品及印刷宣传品。但是网络技术不仅产生了传播淫秽信息的新方式，还产生了很多新形式。 　　就新方式而言，比较有影响的包括P2P和色情声讯台等。2005年1月31日新闻出版总署针对新情况发布了《关于认定淫秽与色情声讯的暂行规定》。和《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相比，其主要加入了性器官的规定，以及有些声讯台独有的“有关性行为的声响”的规定，但删除了“公然宣扬色情淫荡形象”。 　　就新形式而言，按照今年初打击淫秽色情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的要求，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越来越多，包括利用互联网和手机大量传播淫秽信息，非法牟利，在境外开办淫秽网站向境内传播淫秽信息、发展会员，组织网上淫秽表演和进行网上招嫖，以及从事网络诈骗、盗窃、赌博和销售违禁品等犯罪活动。重点整治视听节目、博客、播客、网络动漫、点对点网络和手机网站，以及托管主机和虚拟空间为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提供网上传播场所和渠道；网络支付平台、手机代收费和网络广告提供非法牟利渠道；网站刊载诈骗、赌博和销售违禁品等有害信息，发布非法“性药品”广告、性病防治广告和网上低俗不良信息；视听节目网站传播未经审查批准的影视剧，拒不履行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责任和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等。 　　相关法律也有新的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进行了解释，将其应用至网络空间，禁止“在互联网上建立淫秽网站、网页，提供淫秽站点链接服务，或者传播淫秽书刊、影片、音像、图片”。高法、高检也对《刑法》规定的“其他淫秽物品”进行了扩大解释，对当时出现的网络色情形式进行了列举。各个部门不仅对各自对口管理的网络信息继续沿用“十不准”标准，还规定了与淫秽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