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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规划大数据在公共外交中应用研究 　　自大数据概念被提出之后，新闻传播领域日渐受益于大数据的普及。尤其是在新闻报道、公共关系和政治传播中，数据研究直接或者间接地为这些工作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和新的表现形式，甚至改变了它们的工作形态。但是在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中，大数据的运用才刚刚开始。从根本上说，大数据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前提。一是政府和公共数据日渐开源，越来越多的活动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反映出来；二是数据分析的软硬件条件日趋成熟，数据采集、分析和可视化的能力不断提升。这两个前提决定了，公共外交会在日渐透明的国际传播环境中进行。尤其是维基解密等平台的出现，客观上也加速了外交信息的公开，增加了公共外交的Web2.0时代自媒体的发展，也使外交逐渐走下神坛，数据更易获得及传播。因此，大数据进入公共外交，将是其在传播发展中发挥作用的下一个新增长点。 　　数据进入公共外交的基础 　　尽管国际传播既有主权特征，又有公共特征，但基于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本身是一种国家战略。为更好地实现公共外交目标，达成国家目的，利用大数据反映现状、研究对策乃至政策评估，就成为公共外交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手。 　　大数据在公共外交层面上的运用，首先需要各国重视数据采集和研究工作。自2009年开始，各国政府就不断在大数据领域加码，美国更是走在各国的前列。2009年，奥巴马政府推出Data.gov，开放政府数据。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更新法案，进一步提高了数据采集精度和上报频度，使得美国数据采集和汇聚体系更加成熟。2012年5月，奥巴马政府发布数字政府战略，进一步明确了数据发布的流程要求。同年9月，日本总务省发布的2013年行动计划，将大数据作为新ICT（信息通讯技术）战略的重点。2013年2月，法国发布的政府《数字化路线图》，将大数据列为国家创新战略重点实施领域之一。而在我国，大数据真正得到重视和应用的起点是2013年。自那时起，以国家统计局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开始重视大数据的战略合作。今年两会提出的“互联网+”的概念让大数据受到更多人的关注，清华、北大等高校也相继推出了大数据的硕士项目，意欲培养大数据的复合型人才。 　　但是到目前为止，总体上看，大数据的应用更多地停留在商用及科技、统计层面，还未能有效地对国家治理、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产生足够影响，尤其是在公共外交领域，大数据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基于此，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在2014年专门出台报告《数据驱动下的公共外交》，对大数据与公共外交的发展互动展开研究。部分研究揭示，大数据一旦投入公共外交的研究和运用，将会极大地提高公共外交的执行力和效果。作为一种带有极强主权色彩和国家意识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中的数据运用有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三个维度。处于不同“维度”的数据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公共外交，主要是一个国家针对其他对象国的公众或国际舆论传播信息、塑造形象的传播过程。公共外交中数据运用的上游，主要是对对象国和地区的数据情况的采集和分析。在目前的国际舆论中，主要的信息来源于智库、媒体和民意调查的范围。这其中的数据以态度为基础，分为认知度、关注度和依赖度这几个主要的领域。上述领域的数据，都会对公共外交的操作起到直接的帮助作用。 　　而所谓中游，是指公共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会日渐重视反馈明确、量化鲜明的渠道。自21世纪开始，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推动了公共外交的数字化浪潮。以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工作为例，其国务院旗下运行了一千余个社交媒体账号，包括Twitter、Facebook，也包括微博。甚至缅甸果敢方面，也在新浪微博拥有其账号。而不少国家的公共外交，更重视数据的可视化，通过图标、量化趋势等方式，呈现原本需要借助大使演讲来完成的部分内容。渠道的拓展、呈现方式的增多让大数据得到更加广泛的施展空间，推动公共外交效力的发挥和目标的达成。 　　所谓下游，是指在公共外交活动之后，针对活动本身或者效果进行的分析和评估工作。有了上游数据和中游的量化平台的运作，下游的评估工作就更可以通过数据来完成。量化的评估工作，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的数据采集，主要针对公共外交中的某些项目及具体活动开展。在有明确对象的场景下，公共外交的效果可以进行量化分析。但长期的评估工作，尤其是在针对一个系列公共外交活动的影响和效果的判断上，更需要建立国家形象数据库式的系统。在这个方面，英国《卫报》的做法值得各国政府借鉴。《卫报》分析了维基解密的三十余万份伊战资料，通过对其内容的量化最终形成一个开源数据库，使得后续对伊战的报道和当前伊拉克内部冲突的分析变得更加直观和全面。落脚到公共外交上，政府也应充分整理已有的闲置数据资源，形成辅助决策及效果评估的数据库，并建设反馈机制，让数据始终流动可用。 　　数据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