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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育率下降因素分析 　　摘要：通过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截面数据来解释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宏观上采用了社会、经济、制度等12个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微观上进行了定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城市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对我国的生育率下降起主要作用，同时被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的中间变量――生物学因素――是引起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因素。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 多元回归 影响因素 　　一、前言 　　中国从7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使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2.26下降到1990年的2.04。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显示，我国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18，严重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如此低的生育水平，不得不让人深思。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从微观角度来看，生育行为是人的个体行为、家庭行为，所以从生物个体来看，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育观念、家庭观念、生育决策等，这些因素进而影响性交、受孕、分娩等过程。 　　二、宏观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生育率转变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迅速的步入了低生育时代。 笔者通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来说明现在影响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模型中选用总和生育率来代表因变量，一定时期的总和生育率（TFR）是指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总和生育率将特定时点上全体妇女的生育率综合起来，以一个数字来表示，是一个合成指标，很好地说明了平均一个妇女现在究竟生育多少孩子，因此它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这次选用的自变量共12个，首先是社会经济变量，主要包括人均GDP（x11）、城镇人口比率（x12）、非第一产业就业率（x10）、各地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x6）、婴儿死亡率（x5）、少数民族人口比率（x1）、文盲率（x4）、高中教育以上的比率（x7）、女性就业率（x8）。其次是我国人口抑制政策指标，主要包括计生率（x2）、独生子女领证率（x3）、避孕率（x9）。在这个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解释作用但不一定具有因果关系，首先总体定义公式为： TFR=β0+β1x1+β2x2???+β12x12。 　　利用SPSS软件，将所有变量进行总体回归，R2=0.823 F=6.599。这说明总和生育率下降的82.3%都可以用这12个变量予以解释，但多元线性回归中存在多重共线性。 　　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接下来将对这几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所产生的影响总和生育率的多元线性方程： 　　TFR=1.877 + 0.005x1-0.006x3-0.012x12 　　T （2.190）（-2.219）（4.730） 　　R2=0.695F=19.721 　　在这个多元方程中，只有少数民族人口比率、独生子女领证率、城镇人口比率三个自变量来对因变量的变化进行解释，这三个因素可以解释平均总和生育率下降的69.5%，30.5%有其他因素所致。从回归方程的偏回归系数的大小对个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顺序为城镇人口比率、独生子女领证率、少数民族人口比率，而偏回归系数的符号则表示总和生育率的变动与城镇人口比率、独生子女领证率变动成反方向，而与少数民族人口比率变动方向一致。 　　回归分析结果中，这三个因素对生育率水平的影响与我们预想的一致，首先城镇人口比率是一个社会经济指标，即城市化和产业化指标。在回归方程中，它的偏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所以对生育率的下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现在我国已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已成为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转变，推动了我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迁移到都市，生育成本增加，这就促使生育率的下降。表1为2010年各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和主要的社会经济变数。从表中可以观察到，在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区域如北京（85.95%）、上海（89.30%）、天津（79.44%）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71、0.74、0.91，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其次，另一个对生育率水平具有负效应的是独生子率领证率。这个指标是一个制度指标，代表我国所特有的人口抑制政策，从偏回归系数来看，它对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是巨大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短短的30多年，就已是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了1.18的水平。回归方程中唯一一个拉高总和生育率的因素为少数民族人口比率，是一个人口结构指标，它是一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我国是一个56个民族的大国，少数民族分布在全国的各大地区。在回归中，少数民族人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