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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影响决策中公平性偏好实验研究 　　摘要本研究利用实验法，通过将情绪诱导操作引入简化版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范式，考察了不同情绪效价??决策公平性偏好的影响。研究以250名大学生为被试，共分为两项实验，分别采用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APS）和相应的情绪视频作为情绪诱导材料。实验一为单因素三水平（正性情绪、中性情绪、负性情绪诱导）的被试间设计，实验二为单因素四水平（愉快情绪、中性情绪、悲伤情绪、愤怒情绪）的被试间设计。实验结果表明，不同情绪效价下人们对决策的公平性偏好不同：正性效价情绪下实验者更倾向于意图公平，而负性效价情绪下更倾向于结果公平；正性情绪中愉快情绪下实验者更倾向于意图公平，而负性情绪中，人们在愤怒和悲伤情绪下更倾向于结果公平。由此可见，情绪的确在个体的决策公平性偏好中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情绪效价；公平偏好；最后通牒博弈；决策 　　分类号B842.1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7.11.002 　　1引言 　　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公平性是影响决策方案偏好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该理论表明，人的动机和行为会受到公平感的直接影响。行为经济学家提出了结果公平和意图公平两个比较重要的公平观，前者认为人们往往倾向于关注结果的公平，后者则认为人的行为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为意图的影响。陈叶烽，周业安和宋紫峰（2011）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分配结果的公平，分配意图的公平更加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可见，个体的公平性偏好对他的决策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 　　传统经济学对于决策中公平偏好的研究都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人们公平判断的过程，并且基于“理性人”的经济学假说，研究人员往往把人假定为完全的理性主义者，即人的决策判断主要基于当前已有的信息，忽视了情绪的影响。情绪作为人适应环境的产物，对人类的生活工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人们的决策也会有所不同。Ketelaar和Koenig（2007）认为理解决策过程中的“情绪逻辑”是理解公平心理的关键所在。Anderson（1989）认为，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情绪可以替代信息，有助于决策的进行；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认为，情绪和认知两个系统支配了人的决策行为，其中情绪系统主要通过自发的情绪反应（如厌恶、愤怒、高兴等）来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Frank， Cohen， Sanfey， 2009； Paivio， 2007）。Kahneman（2003）则认为，在双方的竞争中，情绪系统往往会获胜，而这正是很多非理性决策的根源。本研究拟探讨不同情绪效价对最后通牒博弈中决策公平性行为偏好的影响。 　　在行为经济学中，用来测量公平偏好的范式主要是最后通牒博弈（Guth，Schmittberger， Schwarze， 1982）。标准的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是由两名参与者进行的非零和博弈，在博弈中，其中的一名玩家（提议者）提议如何分配给定数目的金钱（如10元），另一名玩家（响应者）决定是否同意这一分配方案，若同意，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分配；若拒绝，则两人什么都得不到。实验中，响应者的角色通常由被试充当。基于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只要提议者将少量利益分配给响应者，响应者就应该同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响应者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但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只有给予响应者高于总额20～30%的金额时，提议才能通过（Camerer，2003）。因此，最后通牒博弈中出现的拒绝行为实质上违背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说，验证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被称为非理性决策。 　　Falk （2003）等人通过增加备选方案，设计了四个不同的简版最后通牒博弈，简称MiniUG，进一步区分了标准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意图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影响。在简版最后通牒博弈（MiniUG）中，提议者只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分配方案，即在（8，2）和某个备选方案中任选一个。被试作为响应者则对提议者的方案做出接受与拒绝的决策。实验者假设，被试通过备选方案的参照，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结果显示，响应者对四个不同备选方案[（5，5）、（2，8）、（8，2） 和（10，0）]下的同一分配方案（（8，2））的拒绝率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响应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结果公平，更关注其背后的意图公平。而Sutter（2007）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对于不同年龄组的人，儿童和青少年更加侧重于结果的公平，大学生则更侧重于意图的公平。 　　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个体体验到的负性情绪（如愤怒、厌恶等）会引起最后通牒任务中的拒绝行为 　　（方平， 李英武，2005；王芹，白学军，郭龙健，沈德立，2012；Andrade Ariely， 2009）。Sutter（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