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治理困境与公共政策公信力重构.docVIP

网络舆情治理困境与公共政策公信力重构 　　【摘要】在网络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网络舆情治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逻辑困境，由此导致公共政策公信力处在了危机的边缘。文章以此为视角，首先对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路径依赖、政府逻辑以及逻辑困境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公信力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最后从多个层面给出了重构公信力的建议。 　　【关键词】网络舆情治理 逻辑困境 公共政策 公信力 重构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和改革逐渐触到了深水区，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与其有重大关切的社会事件和热点问题上渴望表达真实的利益诉求，希望通过“人前的发声”使其观点和想法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为其利益的获取打开一条舆论通道。①在以往社会中，这类“通道”是极为有限，功能也相当匮乏，原因就在于信息载体仅限于报刊、杂志、电视等，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十分有限。可是在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社会公众可以借助网络终端将其诉求让更多的人知晓，网络舆情也因此而生，成为社会公众、国家和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 　　可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伴随着网络舆情一边倒、情感大于法治、对社会问题的片面认识等现象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舆情具有群体特征，同时具有极强的感染性，舆论的非理性极易产生，对公共政策公信力产生消极的影响。网络舆情是公民借助网络表达自身诉求的总和，是与公民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关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集中体现。在网络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今天，对网络舆情进行治理、使之与我国社会的发展轨迹相适应，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逻辑困境，也使得公共政策公信力处在了危机的边缘。 　　文章以此为视角，首先对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路径依赖、政府逻辑以及逻辑困境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公信力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最后从多个层面给出了重构公信力的途径。当前，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事件和公共政策公信力的关系认识缺位，对网络舆情的不当治理往往导致公信力下降。本文旨在使地方政府认识到公信力重构的重要性，以便主动引导舆论，使网络舆情发挥其正能量。 　　网络舆情的治理逻辑 　　网络舆情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尤其对于敏感话题和观点，舆情更是会以几何级数的形式扩散开去。②因此，及时了解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有针对性地处理、解决表现在网络、存在于社会中的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逻辑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截止目前，网络舆情的治理是在既定思维模式下对新事物采取的行动，这些思维包括革命性的对抗、不动声色的维稳以及科层制的封闭与保守等。而实际上，正是因为网络舆情的治理逻辑并未跨越以往的思维，致使在面对重大舆情时，政府或者社会组织往往陷入到尴尬的境遇之中。 　　维稳逻辑。这一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忍”和“中庸”，对一个处于平稳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并不突出的社会来说，这种逻辑是可取的甚至是值得崇尚的。但是自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以最快的速度为百姓谋求到共产主义的福利，国家先后采取了“赶超战略”和“探索战略”，变渐进式的改革为突进式的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构成了无形的压力，而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我们适时的选择了“维稳逻辑”，即“稳定压倒一起”。③ 　　但是，这种思维在治理网络舆论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认为对网络上的信息进行封锁、隐瞒和特别处理就是对稳定的最好的诠释。比如，为了维持网络舆情的稳定性，一些网站、论坛设置了敏感词，对网络舆论进行“消毒”和过滤。正是这种“围追堵截”的治理方式给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网络舆情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之处于更为“不利”的境遇之中。比如，随着WAP、WEB和即时通讯工具的诞生，每个人都已经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信息的“去中心化”已经完成。此时，政府继续采取“维稳逻辑”消极的回避网络舆情，只会使舆情的扩散更为猛烈，政府的治理成本也会直线上升，并会明显降低网络舆情治理的效果和效率。 　　科层逻辑。科层制源于管理学和社会学的范畴，是研究金字塔式的结构和扁平化的社会结构的典型范式。由于社会发展具有惯性，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治理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事件的敏感性与反馈机制表现不足。尤其在面对网络的开放性与迅捷性时，传统的治理模式显得封闭和滞后，对于网络舆情的治理表现缺位。此外，从组织性质来讲，传统社会中的科层制对于创新和快速反应存在一定的排斥。④这是因为，创新与改变相呼应，改变与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获取相左，这也就使得政府在治理网络舆情时，往往选择了最简单而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模式。 　　对抗逻辑。这一逻辑是对我国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革命行为的外化，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体现。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