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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为何能大师辈出 　　从1937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课至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已有81年建校历史。历经短短八年多的光景，西南联大培养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批学者大师。如今。当再次怀念起那个于乱世之中辈出英才的西南联大，我们又有哪些新的认识与感悟呢？ 三校融合如何和谐共生？ 　　众所周知，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为了保存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与发展。也为了培养日后中国建设的人才，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和教授，参加了庐山“国事谈话会”的会议，一起商讨对日政策以及未来学校发展。彼时日本首先攻占了清华、北大，再然后是南开，同时依据记载，南开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所毁于战火的中国高等学府，并且许多学者更是受到日本的诱降或威胁，之后国民政府下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成立并南下，经过日军的严密盘查，学生与知识分子相继南下，虽然在当时很多学生投笔从戎，但是还是有很多学子继续学业。 　　然而最开始，三校南下至长沙，也就是长沙第一临时大学时期。三校长为临大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并先后赶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但是战火很快就燃烧到了长沙。这时得到秦瓒提出的建议，梅贻琦也认为，大学搬到昆明是适合的。 　　1938年1月。由于战争的摧毁临时大学决定迁往云南省昆明，同时学校也制定了陆海两路入滇计划，在入滇的一路上，就出现了旅行团这一组织，即“湘黔滇旅行团”。它采取军事编制，由当时黄师岳做团长、黄钰生做副团长，带领着少数师生入滇。这也被看做是学生一次接触社会实际的教育机会。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指出：“大学生既要与全国民族共命运，关注现实，又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 　　因为西南联大是由三个学校合并成立的，在其管理制度上就有着三校办学管理的影子，而三所学校又都受到西方大学制度的影响，所以西南联大办学管理制度在某些方面也就带有现代西方大学管理的方式。 　　清华大学提倡“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北大提出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南开大学则提出“土货化”的教育发展方针，立志把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社会实际作为教育的目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办学教育特点虽不同，但共有的是良好的传统与教育口碑以及共同的教育观点，是三所大学可以融合办学的一个基础。 　　西南联大作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联合体，由于历史的原因，三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风格，这就是为人所称道的清华的“严谨、认真”之风，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南开的“开拓、活泼”之风，西南联大继承、融合、发展了三校的校风，在独具特色的联大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具有这三校的风貌。 1946年5月4日。梅?r琦参加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举行的结业典礼。 　　1938年4月2日，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在昆明成立了，学校领导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校长共同担任，之后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招收学生。 “教授治校”中国高等教育的美好时代 　　新组建的西南联大在管理制度上无先例可鉴，“教授治校”就成为西南联大管理制度上的特色。 　　校级的民主管理机构主要有“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校务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是就促进学校发展、教育和学术政策以及密切关心学生切身利益等问题提出建议并制订具体解决的办法。教授会作为老师的代表机构，主要任务是对学校的方针政策进行咨询研究，讨论并提出教师对学校发展的基本建设性主张。 　　在常设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较少的情况下，联大管理为充分发扬老师共同治校的积极性，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如图书设计委员会、聘任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等等，组织教职工参与到学校的各项管理事物当中。这些专门委员会在其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 　　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是西南联大没有放弃的追求。突出表现为校长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和教师反对行政力量决定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等。“教授治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大学制度，是以大学本身为核心理念，以学术自由或大学自治为基础;在世界大学建设史上，并不是所有的教育思想都能够成为大学理念。只有那些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淀与验证，对大学发展具有积极而关键性作用的价值才可能沉淀为大学理念。也只有成为大学理念的高等教育思想才具有普适性和转移的价值。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享誉海内，根本原因就在于聚集了这样一批优秀的学者和名家大师来校执教。 　　在当时。教师分为五个等级：主要是有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和助教五种。在当时想要提升职称，是与教学和科研成效有关。而与教师的学历、工龄无关。 　　联大提升教师职称是没有人数和比例上的限制的。比如华罗庚中学未毕业，沈从文只上完小学。都因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而被直接聘升为教授。 　　“名师出高徒”，培养的学生自然也就能蜚声中外。从北大、清华、南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