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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地位是社会发展根本 　　 对社会发展的探讨是研究发展观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过于片面，即：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而后者往往又等同于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些言论中，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也是其根本――劳动者。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劳动者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而劳动者的发展又包括两个方面：素质技能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常被连在一起使用，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有意或无意的概念偷换过程，即，社会发展就是经济发展，或者，严密一些，社会发展约等于经济发展。这种发展观，在西方非常盛行，一度占主导地位，中国也深受此影响，对此，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以便掌握这种发展观背后的实质。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首先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把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发展的惟一或根本目标，人无非是社会主义生产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忽视了劳动者作为个体的个体性要求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地位。 　　 “苏联模式”的社会（亦或经济）发展观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便体现于更快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可以量化为几个具体的经济指标。 　　 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经济建设思想。８０年代后中国进行了改革。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发展观上，中国又开始效法西方国家，以经济增长（有时也用“经济发展”，二者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却没有从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出发，分析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之本，制定社会发展之目标。二十多年来，虽一直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但因忽略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确立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而引发严重的腐败、各种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发展是一个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主体会由小到大、由简单变为复杂、由低级升为高级。社会发展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虽然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并不可以得出结论，把社会等同于经济。经济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社会是一个综合、一个整体，归结起来，可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大的方面，这三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不可以把社会简单地概括为经济，进而也就不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更不能同等为经济增长或生产力发展。 　　 实际上，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也开始复杂化了，认识到除了经济指标之外，社会发展还应该包括许多其他因素。在西方，７０年代后，很多学者都认识到用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有诸多弊病，进而针对社会发展衡量指标展开了专门的研究。研究的一种思路是采用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方法或标准来衡量发展，建立一套社会发展的总体指标。其中的一个项目由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ＵＮＲＩＳＤ）承担，其综合指标有１６个（其中社会指标９个，经济指标７个）。该方向的另一个研究项目由欧玛?阿德尔曼（Ｉｒｍａ Ａｄｅｌ-ｍａｎ）和辛迪亚?莫里斯（Ｃｙｎｔｈｉａ Ｍｏｒｉｓ）进行，所提出的变量则为４０个之多，涉及内容不但有很多经济因素，还有很多诸如政府、政党、工会等政治因素在其中。另一个研究方向的结果可以概括为“物质质量指数”（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ｄｅｘ），代表人物为莫里斯?Ｄ，他只使用了三个比较简单明了的指数：人一岁时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用这三个指数对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衡量。 　　 ９０年代以来，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组织的人类发展报告，其指数也为三个： 　　 一是出生时预期寿命衡量的长寿。 　　 二是成人识字率（２／３）和在校年限（１／３）的一个加权平均数衡量的学识。 　　 三是根据能够反映生活费用的各个国家的货币来表示的不同的购买力平价与速度递减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高于平均世界收入水平的假设来调整的实际人均收入来衡量的生活水平。 　　 以上三种分析方法虽然提出的衡量指数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一些非经济的指标纳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这一点反映出一个共识――经济发展远不能与社会发展划等号，而且也不能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惟一标准，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问题。 　　 ２００２年“社会发展国际论坛”中曾对社会发展做了这样的概括： 　　 社会发展意味着个人之基本福祉与社会之和谐运行。它既要考虑发展之最终后果，也要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加以审视，包括从社会的角度（例如经济、历史、哲学的角度）着眼，尤其是从社会可持续性的角度着眼，来看待人类的各种活动和各个领域。社会角度将个人和社会相联系，并把人的各种维度和需要都纳入视野，审慎地区别对待目的和手段，最后，它追求人类的共同利益①。但是，即使上面这种极其人性化的宣言，也只是将人确定为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