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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初探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党中央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的新方针和新要求，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为下一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的城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仍将保持快速发展的趋势。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如何运行，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生存和发展。 　　 　　一、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背景与现状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自1980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而且年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2001年开始的“十五”计划强调：“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在此战略指导下，我国的城镇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从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一下子增加了13.5个百分点。这样的速度是国际上罕见的。 　　城镇化速度加快意味着城市人口增加，乡村人口减少，一大批农村人口要集中到城市，因此城市需要足够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资源、环境的支撑能力以及产业的支撑能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13亿人口而言，就要有1 300万人口进城，这要比欧美国家多几十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远远没有达到适应如此高速城镇化的程度。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工业化超过了城镇化，城镇化滞后了”。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速度不能太快。否则，就会造成过渡的、虚假的、贫困的城市化。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城市化速度超过欧美并不可取。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国的过渡城市化，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城镇化的速度不能过快。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足，就业压力巨大。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率的目标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70%～80%。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行乡村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并存同步的双轨制。这就是“离土又离乡”的乡村城市化和“离土不离乡”的城乡一体化。 　　 　　二、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障碍分析 　　 　　1.政策障碍 　　城乡地域的重新划分一直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贡献因素。中国新设置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县级市，并且主要来自于撤县设市，含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而同时期新设置的地级市也包含了较多的农村地区，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也较大，由此导致目前中国的中、小城市人口中含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在农村征地过程中，由于土地征用制度和相关配套机制不合理，许多农民土地被征用，身份也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和城镇居民，但是由于不具备一定的就业技能，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因而不仅没有实现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实质性转变，而且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失去了。因此，单凭表面上的城镇人口增长数量和城镇化水平的增长幅度，就可能会形成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假象，也不能如实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 　　2.体制障碍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高度分割政策，不断以行政手段强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致使体制转换障碍积重难返。虽然近年来户籍改革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民居住和迁徙的基本权力，但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关键层次上缺乏明显突破，有从根本上触及传统户籍制度下所隐含的农村居民不能享受的各种待遇。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够完善，在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受到剥夺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居民的恋土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进城就业、转换身份的积极性。 　　3.经济水平障碍 　　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众多数据显示，人均收入较高，其城市化水平也相对较高。2004年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 03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192元，上海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6 683元，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628元，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 230元，在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下，西部剩余劳动力必然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转移。2004年，我国农民工人数达到11 823万人，大部分是西部剩余劳动力。西部剩余劳动力转移重在职业转移，并没有彻底的地域性转移，职业非农化，但居住地仍然在农村，职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的分离，直接阻止了城市化进程。 　　4.素质障碍 　　农民自身条件是影响农民市民化的更深层次的障碍。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以取得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