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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图专研究部作用与启示 　　摘要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研究部对文华图专的师生、校友等科研力量进行了组织，对文华图专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文华图专研究部创设于该校合作研究的传统之下，并作为其特有的行政组织于1932―1949年前后发挥作用。研究部通过对毕业论文的指导和组织学生探讨学术专题来辅助课堂教学，促进了《文华图专季刊》的发展，也为文华图专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支持，并专门在《华中日报》上设立了“图书与文献”专栏。文华图专研究部在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组织合作研究和沟通在校师生与校友等方面给予了当今以启示。 　　关键词 文华图专 研究部 图书馆学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研究工作的开展，需要有相关研究机构来组织。在我国图书馆学的初创时期，有图书馆学研究组织，如广东图书管理员养成所图书馆研究会、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学社（成员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为主）等。作为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学专门教育的重镇，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研究部，在图书馆学的教学和科研中作出了应有贡献，其发展经验值得总结。 　　1 文华图专研究部的创建与沿革 　　1.1 研究部创建的背景 　　1.1.1 研究部创设的社会背景 　　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界，合作并非学术研究的主流，关于成立图书馆学研究组织的呼声时有发出。如沈祖荣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发文号召：“各地宜成立图书馆学研究会、图书馆俱乐部等，以谋推进本界专门事业之发展”。对于专门研究组织的需求还体现在对研究选题的导向方面。如毛坤提出：“我们想拟定一个书单，将值得翻译介绍的东西放在里面，再请有知识的人加以相当的审订，供有心作这件事业的人的采择。不过通俗的书，容易有顾主，书店多半肯承印，专门的书就很难。这就望学术团体，如我们的协会那样的机关来承担才行”。然而虽多有提议，但民国时期各级图书馆协会事实上并未承担起研究组织工作。 　　与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密切相关的一些学会，如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会等，开展了参观图书馆、举行学术演讲、开办座谈会、刊行学术刊物等活动，对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惜从今天可获取的史料来看，成果数量有限。相比而言，文华图专研究部所留下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厚。 　　1.1.2 文华图专合作研究的传统 　　文华图专研究部继承了学校合作研究的传统。在学校前身文华图书科创办之时，便以“专门研究图书馆学术”为己任。至其研究部成立，集合了文华图专在校师生和校友的力量，将文华图专促进学术研究的意向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 　　文华图专师生在研究方面的协作可以追溯到办学之初。1922年沈祖荣在所编著的《中国书目十类法》基础上，与胡庆生探讨，并将这种探讨延伸至学生中，将最后的研究成果汇入《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一书。在学校的发展中，研究风气逐渐浓郁。1929年，文华图专学生在胡庆生、沈祖荣和毛坤等老师的指导下创办了《文华图书科季刊》（1932年后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季刊》”），这份刊物后来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并称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三大期刊。 　　《文华图专季刊》的成功创办推动文华图专师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另一项重要的文华图专研究成果――文华图专丛书也初具规模。在文华图专良好的研究氛围和师生对探讨学术问题的热忱中，研究部应运而生。 　　1.2 文华图专研究部的沿革 　　文华图专研究部的设立有着明确的记载。据1932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所载《校闻》：“校中自本学期起，增设研究部，专以收集关于图书馆学之著作，供本校师生之研究及计编译与出版事宜为目的。特聘徐家麟先生专任此职，以收速效”。 　　文华图专所设立的研究部并非一个学生社团，而是与教务部、总务部类似的行政部门。1932年研究部设置后，由徐家麟担任主任，其工作往往与编纂和出版相联系，多由在校教师兼任。1933年，查修任研究暨编纂主任，成立由校长沈祖荣（当然委员）、4名在校教师（查修、易均室、徐家麟、毛坤）、1名特聘编纂员（皮高品，后到武汉大学图书馆任职）和1名学生（于镜宇）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并开会选举，产生主席（查修）与书记（毛坤）各一名，由二人负责办理一切事务。并在第二次会议中制定《暂定出版事宜则例》。 　　研究部在不同时期，曾与其他类似职能部门合并，有时或以其他名称出现，如编纂部、出版委员会等。这与当时文华图专管理模式有关。文华图专专任教职员工仅十数人，行政结构精简，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严格层级，而是以校长为首，采取家庭式的管理方式。主任一职多由专人担任，且人选多为当时或前后任教务主任，如表1所示，在实际工作中群策群力，各取所长。 　　如1937年前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