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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资料解读近代中国新闻媒体新路径 　　在近代中国，新闻媒体一经出现便成为新宠，从南到北，自西至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近些年来，中国内地影印出版了一系列晚清民国时期的报纸和期刊，再现了昔日新闻媒体的繁华。《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清末官报汇编》、《晚清珍稀期刊汇编》、《晚清珍稀期刊续编》、《民国珍稀短刊断刊》、《民国画报汇编》、《民国新闻期刊汇编》等，以及“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当代学者透过新闻媒体研究中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并逐渐形成热潮，且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例如，南开大学的侯杰教授对《大公报》《醒俗画报》《世界日报》等新闻媒体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的叶汉明教授对《点石斋画报》的分析、梁元生教授对《万国公报》《良友》画报的探讨，均在海内外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仅深入剖析新闻媒体及其相关议题，而且注重理论的归纳、总结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在这些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启发下，我也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对《益世报》《觉悟》《女星》《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妇女日报》等报刊进行了集中研究，同时还参与了《醒俗画报》精选、《（大公报）中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资料汇编》《（益世报）中基督教青年会资料汇编》等资料汇编的搜集、整理、编辑等工作。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对于新闻媒体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多重复杂关系，我的认识和理解逐渐加深。作为时代的产物，新闻媒体在近代中国社会不断发生、发展、变化，不仅扮演着历史记录者的角色，而且具有引领社会发展变化的主体身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闻媒体也会不断调整自身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和社会的压力，但是有一点却是不易改变的，那就是新闻媒体为媒体人表达诉求、参与乃至干预社会、树立自身及群体、政党社会形象提供了平台。因此，媒体人十分重视议程的设定、议题的阐发、观念的传播，关注编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故而研究新闻媒体史就不能撇开新闻媒体人来谈新闻媒体的内容、作用和价值，更不能不加辨别地单纯从新闻媒体中选取资料论证历史人物或事件，那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足取的。 　　于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想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就需要借助新闻媒体，并且把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可是，仍然很难或者是无法梳理清楚新闻媒体的内在理路，把握新闻媒体人的主观意图及为应付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的调整对策。文史资料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毋庸置疑，文史资料为我们解读近代中国新闻媒体开辟了新路径。 　　众所周知，文史资料蕴含着大量有关近代中国新闻媒体的珍贵信息，可谓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其中，在《大公报》曾书写辉煌的王芸生、在《益世报》叱咤风云的罗隆基均以亲见、亲历、亲闻者的身份，对自己所服务过的新闻媒体及其新闻媒体人进行过追述，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因此，借助文史资料，我们不仅可以还原或再现一些著名新闻媒体――《益世报》及其新闻媒体人――雷鸣远的某些重要细节，而且还可以找寻到在中国历史的星空中短暂存在却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某些新闻媒体――《高仲明纪事报》和令人尊敬的新闻媒体人――顾建平等，改变某些新闻媒体人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尴尬局面，丰富人们对近代新闻媒体的认识和了解。 　　二 　　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及其创办人雷鸣远》一文中，不仅记述了天津《益世报》创刊人雷鸣远的生平及其新闻实践，而且回忆了他与雷鸣远的交往经历。在罗隆基的笔下，雷鸣远是1900年到中国，先在浙江绍兴传教，1910年又转到天津传教。他到天津不久就创办了一个名为《广益录》的周刊，后改为《益世主日报》，这个刊物是专门介绍和宣传天主教教义的。后来，雷鸣远认为，一个周刊不能充分发挥传播宗教的作用，便于1915年邀约教徒刘守荣、杜竹萱等创办天津《益世报》，并与该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至于罗隆基与雷鸣远的相识，是在1932年罗隆基担任天津《益世报》社论的主笔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已人中国籍、自称中国人的雷鸣远不仅自己主张抗战，而且明确表示赞成天津《益世报》武力抗日的主张。罗隆基清楚地记得，雷鸣远第一次在报馆和他见面时就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报馆中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隆基对雷鸣远说，他写的社论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鸣远马上表示：“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门了，我们亦不怪你。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报馆的。”罗隆基于是就问他，那些联共抗日的言论是否违背了《益世报》的天主教立场。雷鸣远说：“不，不，你没有违背我的立场，你不要怕，我们教中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