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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鲁迅研究历史化趋向等 　　[编者按]新时期鲁迅研究的进程，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时代脉搏跳动的。由于鲁迅研究在建国后前三十年形成的显学、官学地位，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认识，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只能遵从官方规定的结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对旧有束缚的每一次破除，都是研究者争取自由思想的学术勇气的体现，同时又成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推动力。这里刊登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回顾新时期鲁迅研究，肯定成绩，揭示问题，表达着学术研究者冲破外在的和自身的禁锢，自由思想、自主创造的愿望。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历史化”趋向 　　田　刚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新时期”这一称谓实在是过于模糊。在我看来，“新时期”乃是“后文革时代”的一个同义词。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历史裂变，真可谓是“天翻地覆”。这一裂变在社会经济上表现为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化，文化价值上表现为由政教合一的单一价值向综合共生的多元价值的转换。“新时期”，实际上就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和“过渡”时期，标识着一个永动不居的新旧交替和价值转换的时代。而“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则在这一历史性的文化价值转型中，担当着十分显要的角色。 　　“新时期”历史文化价值转型的先声，乃是“文革”后人们痛定思痛的“伤痕文学”。当1978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首先撕开了历史的“伤口”，在结尾处沉痛地喊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时，这就把历史一下子拉回到了六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在六十年前的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了署名“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小说的结尾处，那个发了疯的“狂人”首先向世人，也向四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声嘶力竭地喊出了的那句惊世骇俗的声音：“救救孩子!”仿佛历史真的是“六十年一轮回”!《班主任》中的那一声“断喝”，既让我们迈入了历史的“新时期”，也让我们回到了“五四”，回到了“鲁迅”。而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则首先是从“五四”那里，在“鲁迅”著作中，寻找推动历史现代化的??神资源的。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多少次思潮、多少次争鸣，都会不由自主地追溯到“五四”和“鲁迅”那里，请那些历史先驱出来“说话”，“借尸还魂”。“鲁迅研究”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笔者认为，“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历史的、当然也是逻辑的进程： 　　第一个进程首先是从“还原”真实的“鲁迅”本体开始。尽管鲁迅临死之际曾谆谆告诫后来者：“忘掉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但历史却没有因此而“忘掉”鲁迅，不惟没有“忘掉”，而且还被不断的重新“记忆”和“解读”，甚至还被“改写”和“利用”，“改造”和“管制”。特别是自1940年之后，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追认鲁迅为“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的方向”被法理性地确定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从此，鲁迅及其著作对于中国革命的价值日益突显，其“旗手”和“圣人”的地位逐日攀升。“鲁迅”的高大形象遂被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所包装和制作出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进行的革命的精神领袖。尤其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鲁研界为了贯彻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更是把鲁迅“修改”和“改造”成了“左”的守护神，终于使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进而被推上了高高的神坛。这种根据一种理念去任意“剪裁”和“包装”对象的强盗式做法，显然有违于鲁迅作为一个“人之子”的历史真实。因此，新时期鲁迅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拨乱反正”，就是除去涂抹在鲁迅身上的被歪曲、被附加乃至被夸大的油彩，还一个鲁迅的“真身”。因此，当王富仁先生最初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时，一时引发了鲁研界的齐声共鸣。王富仁“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声，表达了鲁迅研究界在当时的一种集体认同，可以视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界的一种带有总结性的理论自觉。为了“还原”鲁迅的“真身”，首先是“回到鲁迅那里去”。最初的工作是资料的收集。鲁迅研究资料的汇编，鲁迅回忆录的陆续出版，各地鲁迅研究刊物的创刊，就是这一“还原”工作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接着同时进行的就是鲁迅研究的“拨乱反正”。研究者不由自主地回到鲁迅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历史语境中，回到鲁迅作品本文，回到鲁迅的所思所想中，回到鲁迅的生活圈子中……来全面、多角度地反观鲁迅。“鲁迅”这时方才终于从“神坛”走了下来，回到了“人间世”；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回到了“历史”中。新时期寻找“鲁迅”本体的工作，由此开始启动。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第二个进程是鲁迅历史角色的价值认定，即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的鲁迅形象的确立。其实，鲁迅形象的历史“还原”工作最终还是一种历史角色的“寻找”和“认定”过程。以往的“鲁迅”，在不同的时代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