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docVIP

新权威主义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 　　摘要: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是指由李时岳先生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线索和新体系。新的研究范式肯定近代中国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努力。它构成了新权威主义形成的思想资源。新权威主义截取并想象了新范式对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肯定的评价,把新范式的阶梯性的超越视为历史理性的缺失,在理论上没有超越激进主义。 　　关键词:新权威主义;新范式;激进主义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3-0131-02 　　 　　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长篇演说,演说在海内外都获得了一批响应者,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说于此发轫。在中国大陆,北京和上海的若干学者受激进主义的启发,提出了所谓新权威主义。(本文所谓新权威主义,只讨论作为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学理上的内涵,不涉及政治意义,尽管政治是其重要的指向。)新权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除了激进主义的刺激外,它的出台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所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李时岳先生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体系、新线索,并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构成了新体系的一部分。 　　一、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 　　1979年,李时岳先生在广州会议上宣读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文章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先生对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问题作了新的阐发。此后,李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论著,近代史研究的新线索、新体系初步建立。同传统的体系相比,新体系的特点在于:以促进新生产力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努力作为历史研究的线索,取代了传统体系的阶级斗争的线索;传统体系的价值标准倾向于肯定直接的反帝反封建的暴力斗争,新体系把促进社会发展作为价值尺度,主张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都值得肯定。作为对传统僵化的近代史体系的修正,新体系提出之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二十年的史学研究基本上是在新体系的基础上展开的。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范式是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科学发展经历了常规――危机――革命――常规的循环往复。科学革命的过程就是新的范式建立的过程[1]206-208。借用库恩的范式的概念,我们可以把李先生倡导的新体系看做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它解决了旧体系的理论困难,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大和深化了近代史研究的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 　　新范式以肯定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因素为根本特征。在研究中的标志就是对推动或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人物与事件的肯定与挖掘。突出的表现在对洋务运动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的评价上。研究肯定洋务运动和曾左李张推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生和发展。有关洋务派士人的生平、文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电视剧《走向共和》更树立了李鸿章为国家民族而忍辱负重的形象。雷颐先生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感叹,实际上学术界从1979年底就已经对李鸿章和洋务运动提出了新的看法,二十年后,这已经是平常观点。就人物而言,新体系肯定其对近代工业、近代国防的贡献,挖掘其思想中的近代因素。 　　新体系肯定近代历史每一阶梯上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努力,问题在于,它对前一阶梯上相关因素的肯定并不导致对后一阶梯上相关因素的否定。相反,它规定这种现象是进步中国人救国图存的努力,是进步的。 　　十年之后,新权威主义粉墨登场。 　　二、新权威主义 　　在余应时先生与姜义华先生有关激进主义的辩论中,有学者梳理了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2]33-35。在思想文化上,又有杨念群先生指出,尽管余应时先生关于激进主义的文章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是论证某种思潮的全盘反传统之理念应对历史负责的言论在80年代末就如日中天了[3]63。新权威主义因其特定的政治取向,其着眼点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新权威主义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以萧功秦先生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最具代表性。 　　新权威主义论定近代中国经历了政治上不断激进的变革过程,激烈的政治变革使国家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理性的历史选择应该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中央威权,利用现存的政治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的变革,并最终实现现代化。戊戌维新变法的要求过激,破坏了中央的权威,中断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不合时宜,终止了清政法的新政设计;甚至袁世凯的权威也该保留。在政治思想界,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保守主义思潮。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思想,新权威主义是与近代史研究的变化分不开的。 　　三、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与新权威主义的关系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