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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三年禁毒运动回顾与启示 　　摘要：新中国建国之初，毒品形势非常严峻，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罂粟种植面积大、从业人员众多；社会对于毒品危害性的认识比较淡漠；毒品吸食人数居高不下。出于巩固政权、禁绝毒品的迫切需要，新中国发起了三年禁绝毒品的运动，并成功实现了禁绝毒品的目标。该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与我国特定历史时期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有关，也与采取了严厉而确定的禁毒刑事政策有关，还与运动式的全民参与的禁毒模式有关。 　　关键词：禁绝毒品；严刑峻法；全民动员 　　中图分类号：D66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6-0085-05 　　 　　1838年9月，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不无忧患地指出：“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实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至此，能无股栗。”〔1〕(P104)历史的吊诡在于，三十六后的1874年2月，林则徐却一改慷慨激昂之辞，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2〕(P433)当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当历史的车轮风雨不惊走过，留下的只是林则徐在1838年所言的那句“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淡忘的却是英雄迟暮时的徘徊、犹豫、踌躇。这种踌躇和徘徊正是清末禁毒战略从激越归于困顿的苍凉写实。 　　自虎门销烟迄于今，或禁或弛、或激进或宽缓，或悲愤或淡定，我国的禁毒战略总是以林则徐“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的言论为理论原点和情绪基础的。但是，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各种禁毒战略并未能实现中国大地上毒品的根绝，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三年运动式禁毒人民战争，实现了毒品禁绝的神话，并基本持续到“文革”结束。在毒品滥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的今天，有必要回顾和反思建国初期三年禁绝毒品的历程，探究其成功的内在机制，以期服务于现今的禁毒政策制定和完善。 　　 　　一、三年禁绝毒品运动的过程与举措 　　 　　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国毒品形势非常严峻。据有学者初步统计，其时全国吸食鸦片等毒品的烟民大致有20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4%。〔3〕(P103)以鸦片的主产区西南地区为例，仅云南省罂粟种植面积即占可耕地的20-30%，云南省的吸毒人员超过20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2.5%。其中，省会昆明市烟馆林立，约有1670家，烟贩6968人，吸毒者5万余人。贵州省吸食鸦片者达3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1%。省会贵阳有烟馆1000余家，遵义也有400多家。人口仅万余人的贵州省镇远县有毒贩700余人，其中贩运大烟一百两左右者571人，百两至千两者200余人，万两以上者也有20余人。〔4〕(P295)概而言之，建国之初的毒品形势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罂粟种植遍布全国，从业人员众多；二是对于毒品危害性的认识比较淡漠，缺乏强有力的道德共识；三是毒品吸食人数居高不下，毒品贩运规模空前。 　　1.号角吹响 　　正是基于巩固政权、禁绝毒品的迫切需要，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以下简称《通令》），旗帜鲜明地制定全面禁毒的政策和措施。《通令》从毒品严重的危害性和严峻的毒品形势入手，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危害我国已百有余年。由于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的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5〕(P354)以此为基础，《通令》规定了几个方面的具体禁毒措施。 　　第一，设立禁毒专门机构、调动全民参与禁毒。《通令》第一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做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第二条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民政、公安部门、相关人民团体派员组成，民政部门负责具体组织。 　　第二，从严打击毒品种植、贩运、制造、售卖行为。《通令》第三条至第五条规定，自1950年起在已解放的地区全面禁绝罂粟种植，未解放的地区一旦战争结束立即禁绝种植罂粟。另外，自《通令》颁布之日起，对于烟土毒品的贩运、制造、售卖行为一律从严定罪，并没收烟土毒品。对于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规定必须限期收缴。按期缴出毒品者，可酌情进行补偿，逾期仍未缴出毒品者，则按其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定罪处罚。 　　第三，惩办与矫治结合解决吸毒问题。《通令》第六条至第七条规定，吸毒人员必须限期向政府相关部门登记并定期戒除，对于拒绝登记和逾期不戒除者进行处罚。同时，由各级政府卫生部门配置戒毒药品、宣传戒毒戒烟药方，并对贫苦吸毒者免费或减价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