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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 陈思和 　　我常常想，假如前两年贾平凹的《废都》不是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而是平静地发表在纯文学的刊物上，或是悄悄地流行在地摊上，大约不至于会引起社会性的反感，也不至于被骂得如此声名狼藉，但反过来想，如果《废都》不被炒得那样热，就不能成为热销商品流行开去，出版单位也无利可图，出版不出版这么一本书就变得无关紧要。天下本无事。 　　这回又来了，沉默了十几年的浩然先生突然把一部早被人们遗忘的小说重新推入文化市场这口锅里，又一次让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本来，在寂寞中的浩然先生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创作，一部部作品发表，有的获奖，有的被改编成影视剧，没有人妨碍他，也没有人特别地看重他，出版商书贩子并没有想到这些作品能够获取商业利润。可这回不一样了，《金光大道》四卷一推出，开价就是七十多元，据说是出现了“排着长队踊跃购此书”的盛况，有家报纸发了标题为“《金光大道》再放金光”的新闻，其兴奋之态跃然纸上；在另一家报纸上，有人把这本书的再版称作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暗示了这个事件的非同寻常。 　　其实，在据说是进入了“后现代”的当今社会里，流行歌曲排行榜和恶形恶状的“文革”歌曲不过是转换一个频道而已，谁还会计较一部早已成明日黄花的旧小说？出版就出版吧，可偏偏要来“炒”一下，又是发表文章，又是接受采访，于是有了咸谈、有了是非……既然要再放“金光”，那就难免会引起祭宝斗法，不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么？ 　　浩然先生是“文革”时期有幸可以在新华书店里陈列自己作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一、二部，在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流行读物，现在三四十岁一代人恐怕很难忘记这些作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平心而论，在一片肃杀的文学空间，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拙劣图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看的合法创作大概就数浩然先生的小说了。 　　这倒不是因为在文化专制年代里他真的“有意回避现实，决计写距离远的农业合作化时期题材”，也不是他“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而是因为这些作品出现在一个极不正常的文化荒芜年代里。正像在大饥荒时代里人们可吃观音土，但并不是说这种土就是食物，它不过是有充饥的功能而已。 　　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第一部，构思中明显摹仿了柳青的《创业史》，无论是结构布局还是人物配置，都看得出是继承50年代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这一派创作的基本特点是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对农民怀有血缘上的亲近感，因此在图解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不自觉地用自身所具有的民间文化营养加以稀释，使本来属于概念化的内容借助风俗性的民间图像表达出来。 　　这一类作品，如果说在当时尚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在今天可能还有再读解的意义，那就取决于其所含有的民间性的程度。由于这种民间意识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分离性和对抗性，所以自60年代以来，民间意识在创作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击。“文革”开始后，这一创作流派的主要作家赵树理、柳青都被迫害致死，这种民间文化形态的现实主义创作基本上受到压制。 　　浩然先生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与当时河北文坛上另一位文学新人刘结棠相映成趣。但从60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 　　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决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再说《金光大道》，这部四卷本的小说开写于1970年，完成于1977年，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的时期，我不知道浩然先生怎么会有“有意回避现实”而创作长篇小说的自由？ 　　我手边还保存了《金光大道》前两卷的初版本，书上的内容说明是这样来概括的：“通过解放后华北一个村庄的革命演变，描绘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高大泉等英雄人物正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党内的错误路线、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暗藏的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展开一个又一个回合的反复搏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巩固、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建立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