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关于当前语文教学状况的思考.docVIP

急功近利：关于当前语文教学状况的思考 　　推进素质教育的口号已喊了多年，然而只要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去看看，就会发现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笔者并非危言耸听：在许多地方，许多学校，语文教育放弃了对学生全面的能力培养，陷入急功近利的误区中而无力自拔——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考试，其任务是准备考试。具体表现： 　　这在农村县级中学尤为普遍。高中三年实际讲授教材的时间仅为四个半学期。高一到高三上学期的前半学期上完高中全部课程，后半学期复习对付会考，最后一学期则是高考题型训练，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应考得分能力”，考试获高分。高中三年700课时，培养这种“能力”至少占了四分之一。教学时间压缩， 　　教师只好赶进度，加班加点，节假日补课司空见惯。这种情况在初级中学也比较普遍。其结果是教师心力交瘁，学生苦不堪言。 　　具体而言，高考怎么考便怎么教，高考考什么便学什么。教师在教学中花大量时间去研究高考试题，研究命题趋向，再根据试题的知识分布点、能力测试点以及各类题型，将其贯穿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针对性”训练；还要研究应试对策，研讨各种“破题技巧”。为有“备”无患，往往是一个知识点，要设计各种考过或未考过的题型，务求专门化、系列化，然后通过“大运动量”的训练进行“强化”。单元过关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摸底考，模拟考，无不以高考试题为模式，标准化，大容量，高难度。总之，一切措施、办法都以高考为出发点，一切都为了高考得高分。 　　考什么便教什么。高考只重局部性的读懂与信息筛选，重一个个“知识点”的考查，因而瞄准高考的课文教学，便是将有血有肉的文章，变成一个个“知识考点”的载体，被肢解得皮是皮，骨是骨，只得局部不见整体，只重视了知识，却忽略了对文章韵味、内涵的分析鉴赏和整体感知。课堂上，老师滔滔不绝地“灌”，学生冥思苦想地练。平时各科层层加码，对大多数学生而言，看课外读物已成奢望。而课内所读，高中三年130篇课文，基本篇目仅80篇。由于高考“不据本”， 　　教材只作为一些教师训练“应试能力”的例子，觉得可能考的就教，不可能考的就不教，或是划出有关“考点”，以备考试。走进课堂，“不闻琅琅读书声，但见习题如海洋”。学生读的书，本已少得可怜，但就这少得可怜的内容也没能“熟读精思”，能有多少语言材料积累呢？“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语文能力从何而来？ 　　作文训练，重形式，轻内容，其要求和目的，完全服从于高考的标准和需要。或一个大作文，或一大一小，或两个三百字的“大”作文，务求训练合“格”，务求“短平快”。本已十分紧张疲劳的学生，又加上生活的枯燥和单调，心无所思，情无所感，于是便出现了千篇一律、无病呻吟、内容苍白的“应试八股”。至于练什么或不练什么，全凭教者对高考动向的主观臆测。不考就不练的押题现象很普遍。练则练矣，唯独没有把它当作“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1〕的能力来培养。 　　为对付高考，平时无论改作业、作文，还是个别辅导，教师只得突出重点，兼顾一般，觉得无希望者只好割爱不管。于是，成绩好的埋头为分数拼命，而对于多数平平者，自感希望渺茫，整日忧心忡忡，从而形成了不健康的脆弱的心理。 　　以上种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结果是顾了眼前，失了长远。被扭曲了的语文教学，其培养的“能力”自然是畸形的。社会上评价一些高中生是“除了会答卷子，其余什么都不会”，这虽有过激之处，但却反映了这种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相当数量的学生语文基础知识不扎实，基本能力比较差。错别字多，词汇贫乏，说话和作文词不达意，语句不通等现象普遍存在。正如张志公先生指出的那样：高中毕业了，大学毕业了，“需要写，写不好，说呢，结结巴巴，说不好”〔2〕，“搞贸易的不会写商品说明书，不会写广告词；当干部的不会写公文；搞科技的写不出实验报告，设计说明；当医护人员写不好病历，写不好值班报告……这样的青年比比皆是”。〔3〕农村的学生则普遍写不好应用文。学生离开学校，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才能具备社会所需要的语文能力，适应社会的要求。美国教育家华特·科勒涅斯有句名言：“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却是将学生封闭在狭小的应试误区里，使其所学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造成社会效益低下。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的悲哀。 　　针对上述状况，早在1978年，吕叔湘先生就敏锐地指出：“中小学语文课所用教学时间在各门功课中历来居首位”，“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4〕叶圣陶先生也指出：“有的老师只着眼于应付高考”，“想尽方法提高学生的所谓应考得分能力”，“我非常不愿意说，可是事实正是这样”〔5〕。1987年3月，张志公先生撰文指出语文教育“始终未把实用作为教育目的”，“教学的目的在于考试不在于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