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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浮现 　　73岁的赵人伟再次成为决策部门的座上宾。 　　　　这位因研究收入分配制度而获得过孙冶方奖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前所长最近频繁地穿梭于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中央政研室等高层部门，反复力陈他的观点。 　　　　“嘴巴都说干了。”赵人伟对本报记者说。 　　　　赵说，收入分配问题说了十几年了。但这次有些不同以往——在今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收入分配改革终于排上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议事议程。国家发改委也已经拿出了一份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 　　自国家发改委取得了收入分配改革立法的主动权后，这项工作具体由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承办。学者出身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从2005年8月份起分管这个司。近期引人瞩目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从这个时期开始加速制定。 　　这份文件的草稿，2005年12月21日曾在一个小范围内短暂亮相。其时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在武汉召开八省市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座谈会。草稿曾在会上给与会者传阅，会后即收回。 　　文件草稿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八个方面： 　　建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收入分配秩序； 　　实施反垄断的分配调控政策；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加强对劳动者报酬的宏观管理； 　　加大对城乡贫困人群的救助力度； 　　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 　　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这八个方面涵盖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贯彻了“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调节路线图，反映了发改委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总体构思框架。 　　不过，发改委系统官员表示：“这个还很不成熟。” 　　武汉座谈会后，国家发改委又就收入分配改革问题频频召集有关专家和国家统计局、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座谈，方案正在密集修改中。 　　就业和收入分配司2003年随发改委一同成立时，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在2000年超过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而在它成立三年后的今天，这一系数已接近，并且还在继续攀升。 　　“短短二十来年，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汤敏说。“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整体改革顺利推进最明显的薄弱环节。”发改委系统一位官员说。 　　事实上，这一积累多年的矛盾已经牵动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到了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层高度关注的地步。 　　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在于旧的收入分配体系打破后，新的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而从发改委正在起草的上述方案来看，“建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收入分配秩序”是重建收入分配体系的第一把钥匙。 　　而当前分配秩序的混乱最突出地体现在两块：一块是部分垄断型国企；另一块是公务员工资——这也是政府可以调控的两部分人群的收入。 　　“在初次分配中，国有单位分配秩序混乱，部分国有企业的工资福利发放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标准和结构不合理，不同部门、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公职人员间收入差距过大。”履新之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就在发改委系统就业和收入分配工作年度会议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此论断的背后，有着许多令人不安的数据。 　　华信惠悦公司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4年曾经联合做过一个国企领导人的薪酬调查报告。报告表明，我国国有企业负责人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地区、行业、企业差别——同为石油行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年收入差距达5倍以上。冶金行业收入最高的国企负责人是矿业收入最低的国企负责人的倍。 　　而根据2003年公开的年报，中国石化、宝钢股份和华能国际是该年度实现利润较好的三家国有控股公司。宝钢股份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万，中石化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万，华能国际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万。 　　报告还指出，隐性收入和职务消费已成为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住房、汽车、通讯、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出国考察、旅游、体检、疗养、办公室装修等，均可纳入职务消费范畴。 　　“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额一般是其工资的一二十倍。”报告说。 　　我国国企职工的工资实行的是与工效挂钩的制度，工资总额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或国资委审核。为什么还会出现工资过度发放的问题呢？ 　　“主要是有些国有企业采取虚报利润的方式，我们无从查实。”相关部门的官员说。这位官员认为，即使有些行业的国有企业产生了巨额利润，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垄断所得，这样的工效挂钩制度就很值得商榷。 　　一个例证是，近几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上游垄断企业效益好转，职工工资福利也水涨船高。 　　“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工资福利，虽然对我国基尼系数的影响权重不大，但它放大了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矛盾。”赵人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