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视角下阿来研究.docVIP

文学人类学视角下阿来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近些年来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迅速发展。本文拟通过阿来研究史的个案，从三个方面分析文学人类学在我国文学研究中的现状与未来。首先，文学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体现了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其次，在研究阿来文学作品的学术史中，人们更能很好地发现这一转向。即使是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在评论阿来作品时，人们也会自发地使用诸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概念。最后，通过一组案例的比较，人们可以更好地看出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与文艺学研究方法之异同。二者并无优劣之分，都可根据具体的情况，为文学研究者所使用。 　　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学的定义是“研究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人”。同样，文学这个学科也是把人作为中心的，从古至今它都离不开“人”，于是人们常说“文学即人学”。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即作品、宇宙、作家和读者。作家和读者都属于“人”的要素；而作品与宇宙分别在书里、书外为人类的活动提供场景，也是与人紧密联系的。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人类、人类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形成的。 　　在西方，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才获得科学的建制，文学与人类学学科的相互关系也就同时发生。然而，我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没有和西方保持同步，20世纪30年代后，它才逐渐在我国文学研究中悄然出现。该阶段，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冲击下，许多文学家纷纷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视角来书写和研究中国的文学。但是，这一时期，作为学科的文学人类学并未诞生，只是在革命浪潮和歌谣运动的推动下，以茅盾、闻一多、周作人等为代表的学者自发地运用西方的人类学知识去关注民间。直到1996年，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该学科在我国正是成立，并推动中国学者自觉地运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去重新阐释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因此，对阿来作品的人类学阐释也是从此之后才逐渐产生的。本文拟阐述阿来研究中的文学人类学视角，并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分析该视角的独到之处。 　　一、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从古希腊柏拉图的时代开始，西方的文学研究就已经开始。同样，中国文论也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在成立之初，我国的文学人类学学科曾一度受到西方的影响，因此，人们有必要首先了解西方的相关动态。笔者拟以20世纪作为时间维度，对其间西方的文学研究进行简单梳理，以明确西方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20世纪的文学研究受到其他外部学科的影响，先后发生了多次转向。正如马尔赫恩所说：“（20世纪文学批评的）这些含义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界是致命的。就其最一致的含义来说，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20世纪上半叶，就曾经发生过心理学和语言学的革命。前者产生了超现实主义思潮和现代西方心理学文艺理论，后者则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20世纪下半叶，文学研究最主要的变革就是文化转向。笔者认为，这种文化转向主要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因此它就是人类学转向。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构分析》一文就显示出将结构主义方法从语言学引入人类学研究的意向。在性别研究和女权主义批评、文化历史与新历史主义批评、种族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之间，人们都能清楚地发现，在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中，人类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并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他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史语境中，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范式也就应运而生。例如，1988年波亚托斯的《文学人类学：人、符号和文学的跨学科新方法》一书就不仅关注语言与副语言等的关联，还倡导跨入与文学叙事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中，如宗教思想、仪式、节庆以及社会关系模式、伦理价值等。 　　与此同时，随着少数族裔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黑人文学、华人文学、印第安文学等在西方文学评论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就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文学是特定文化发展的产物，如果要更好地研究少数族裔的文学创作，人们首先就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其次，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自诞生之初就把被精英文学和文字传统所忽视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乃至身体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因此这一研究传统更是反过来影响了西方的文学界，促使文学创作者和文学评论者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立场上看待不同族裔的文学。可以预见，在越来越重视人类生态文明的21世纪，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将会迎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二、阿来研究史中的文